《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对我国的诗歌发展留下了最为深远的影响，它的艺术成就历来获世人众口称颂，它的艺术风格也永远值得世人珍惜与借鉴。
01(一)纯朴、自然的艺术风格
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是与它所产生的时代及作者的思想感情不可分的。《诗经》中民歌产生在我国二、三千年以前。作者大都是生活在当时北方广大中原地区，以从事农、桑生产为主的普通劳动者(也有部分牧民或手工业奴隶)。他们生活条件相当艰苦，生活朴实，性格浑厚、坚强。他们有朴实的生活，也有朴实的愿望。而《诗经》中那些民歌也正是他们那种朴实生活和愿望的反映，是他们生活中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他们所歌所唱的，正是他们在生活中的真实感受。象《伐檀》、《硕鼠》，即反映了他们的劳动生活，也对掠夺他们劳动果实的所谓“君子”的愤恨，也向往着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乐土”上去生活。象《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也是在当时的一种自然情感的流露。这些诗，无不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因此，这种诗无不是触景生情，情由中发。它们既来源于生活，又流出于心底。正因此，才形成这些民歌作品一个很突出的艺术特点：丝毫没有矫揉造作之态，没有雕琢的痕迹，而是浑朴自然，一片天籁。这些民歌在思想感情和艺术风格上都有一种发自自然纯真之美，它是《诗经》民歌的重大特色。
02(二)赋、比、兴的表现手法
《诗经》的表现手法，前人曾概括为“赋、比、兴”。赋就是对事物进行直接的陈述描写；比就是比喻，对事物加以形象的比方，使它的特征更突出，更鲜明，或更能暴露事物的本质；兴，就是起兴或发端的意思，即先借别的事物或眼前所见的某种景来起个头，然后再引出所要歌咏之事。所谓赋、比、兴，是古人研究《诗经》，对它表现手法的一种朴素的总结，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诗经》以至中国诗歌艺术手法的一个基本特点。
赋：在《诗经》中是最基本、最常用的。赋的手法，多见于《大雅》和《颂》诗当中，如五首著名的史诗(见前面的《大雅·生民》)。
比：就是打比喻，在《诗经》中用的很多。它不仅使形象更加鲜明，本质更加显露，而且还兼有寄寓一定爱憎感情的作用。例如《硕鼠》，用贪婪的鼠类来比喻剥削者，在《邶风·新台》中，把乱伦好色的卫宣公比作丑恶的癞蛤蟆。极为生动贴切，也表达了人民对那般丑类的鞭挞和憎恨。这些都是明喻，另外还有暗喻。象《小雅·鹤鸣》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来比喻可以引进外来人才，进行治国。
兴：这一手法在《诗经》中用的更多。“兴”一般用于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端，即诗人触景生情，先用一两句写一下周围的景物，以引出下面的歌词来。兴虽是起头，但在诗中往往起到巧妙的作用，如它可以起喻义、联想、象征、烘托气氛和起韵等的作用，如《邶风·谷风》是一首弃妇诗，诗的开头是这样写的：“习习谷风，以阴以雨”。即用风雨阴霾来烘托整个诗的气氛，一开始就感到下面是一个悲剧故事。又如《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人看到河洲上的雎鸠鸟成双成对在一起，一声声鸣叫，因而联想到人间爱情和婚姻问题。
总之，大量而成功的地运用赋、比、兴手法，确是《诗经》的重要艺术特色之一。
03(三)复沓的章法和灵活的句式
《诗经》民歌中在篇章结构上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章节回环复沓。所谓复沓，就是指一首诗由若干章构成，而章与章之间的字句基本相同，只是对应变换一些很少的字词，然后进行反复咏唱。这是因为《诗经》中的诗本来是入乐可以歌唱的。它们或产生在集体劳动中，此唱彼和；或是出于男女相好，进行对歌，因而自然地形成了一种联章复沓、复迭的形式。而且这种联章复沓的，反复咏唱的形式，不仅起着便于记忆、传诵的作用，而且还在艺术上起着充分抒情的作用，有一种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它给《诗经》民歌带来了独特的艺术风格。
《诗经》是以四言为主的诗体。四音诗的节奏是每句两拍，继承了原始诗歌形式，(原始诗歌二字一拍)，然后发展到四言诗，每句两拍。但也有变化，从二字句到八字句都有，要看诗歌的需要。
04(四)丰富的语汇和和谐的韵律
春秋时代，《诗经》曾作为学习语言美和博物知识的教科书。孔子教他的学生说：“不学诗无以言”，是说不学诗就不能说出优美的语言；他还说，学了诗以后“可以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就是把它当做博物知识的书来看了。这是因为《诗经》中的诗篇，特别是来自现实生活的民歌，既包括极为丰富的生活知识，同时又有极为丰富、形象和富于表现力的语言，《诗经》的语言用词丰富，表达准确，富于音乐美。使用的动词、形容词的数量是非常之多的，并用得极为细致，极为精当。
再说《诗经》的用韵。诗歌都是有韵的。《诗经》产生在两三千年以前，大都是劳动人民随口唱出来的民歌，虽然当时没有统一规定的严密韵律，但声音的和美自然，却是这些诗歌的显著特征。
在《诗经》作品中，比较常见的用韵方式大概有三种。第一种是首句次句连用韵，三句不用，四句再用。如《周南·关雎》第一章既是“鸠”、“洲”、“女”、“逑”。第二种是隔句用韵，如《周南·卷耳》第一章既是“耳”、“筐”、“人”、“行”，“筐”、“行”(háng)押韵。第三种是自始至终句句用韵，如《魏风·十亩之间》“间”、“闲”、“还”、三字押韵。《诗经》这些用韵方式，对我国后代的诗歌韵律形成，起过重要的启发作用，如第一、第二种就成为我国格律诗(唐以后产生的律诗)的定格，第三种也成为汉、魏以后古体诗用韵的一种格式，所以说《诗经》的用韵方式对形成我国民族形式的诗歌格律起到了重大影响。
首先，《诗经》中的优秀民歌，都是当时劳动人民为了表达自己在社会生活当中的实际爱憎情感而歌唱出来的，它们表达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所反映的是真实的现实生活。这样，一开始它就为我国文学开创了一条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包括《大雅》、《小雅》中一部分文人作品，也就是那些政治讽喻诗，也都表现了积极地面对现实，关心国家命运，同情人民疾苦的进步内容，给后人以很大的启发。
另外，《诗经》中优秀的民歌作品在艺术风格、手法和语言技巧等各方面，都对后代文学有巨大的影响，给后代作家许多启发。
《诗经》作品所创造的朴素而优美的艺术风格，也是历代作家、诗人用来抵制一切形式主义浮华文风时所常常标举的正面范例。而《诗经》所创造的比、兴艺术手法，更为历代诗人所不断地探索并通过艺术实践加以发展，形成了我国诗歌创作上所特有的民族艺术特色。在语言、和谐韵律方面，其影响所及，也是非常巨大和深远的。总之，《诗经》是我国诗歌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的出现以及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是我国文学发达很早的一个标志，在我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极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