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小花，现在带大家来了解一下经学。
经学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特产。儒学经书与佛经、《圣经》、《古兰经》等宗教经书和科学经典有相同之处，即权威性。现在也叫经典性。有的学者说中国没有哲学，只有经学，或者理学，于是写了《中国经学史》、《中国理学史》。有的学者则将中国经学发展史当作中国哲学史，所著《中国哲学史》，除了先秦部分讲诸子，两汉到清末是经学时代，只讲经学的盛衰史。我们不同意把中国哲学仅仅限于经学的说法。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经学在历史的重要地位和广泛影响。中国经学对现代人的思维也有深刻的影响，所以很有研究的必要。
汉代所谓“五经”是指儒家典籍《诗》、《书》、《礼》、《易》、《春秋》。
《诗》就是现存的《诗经》。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托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段话的大意是：古代有多篇诗。孔子进行筛选，把重复的去掉，选一些符合礼义内容的，从远古时代的契、后稷到商周时代，共选出篇，编成诗集，这就是《诗经》。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孔子认为这多篇都是反映出真实的思想感情，不是歪门邪道，也不是胡思乱想。《诗经》按内容分为四大类:《风》、《小雅》、《大雅》、《颂》。《风》分十五国风，共计篇，以《关雎》为首篇。《小雅》80篇，其中有6篇有目无文，实74篇。《大雅》31篇。
《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共计40篇。解说《诗经》有毛、齐、鲁、韩四家，毛属古文学，其它三家都是今文学。现在收在《十三经注疏》里的是《毛诗正义》。今文学的齐、鲁、韩三家，仅存韩一家。韩，指燕人韩婴，西汉文帝时为博士，作《内外传》数万言。现在只存外传。《诗经》保存着远古时代一些人民的思想，社会风俗，较有哲学意义的是那些反天命论的内容。
《书》即《尚书，“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将尧舜时代直到春秋时代的典章汇编在一起，成了《尚书》，反映了上古时代统治者的思想和制度，主要是天命论。
儒家典籍《诗》、《书》、《礼》、《易》、《春秋》，这些书在先秦都已有了，但那时候还不是“经”，那时儒家只是百家中的一家，没有特殊的地位。只是到汉代时候，独尊儒术，才把这些书作为“经书”。汉代统治者把这些经书列于“独尊”的地位，作为整个社会活动的指导思想。皇帝下诏书都经常引用这些经典中的话作为根据。例如，汉哀帝引‘春秋》的“母以子贵”为根据，把自己的母亲尊为“恭皇后”。皇帝一般以长子继承王位，但有时儿子多，可以选一个好的来继承。有的皇帝没有儿子，要从旁系中找一个好的侄儿来继承。什么样是好的?汉代的标准是受到儒家思想的良好教育，能用儒家经书的思想严格要求自己，指导行动的。汉昭帝崩后，大将军霍光提议让18岁的病已来继承王位，主要理由是病已学过儒家的《诗》、《沦语》和《孝经》等书。对于选拔宫员更是如此，公孙弘就由于研究《春秋》而从老百姓当上天子三公，封为平津侯。特别是元帝以后，“公卿之位，未有不从经术进者”。
所以，学习好了经书，要做官就非常容易。当时有一位经学教师对学生说:“读书人就怕不理解经书巾的思想，如果理解透彻了，那么想当太尉御史大夫之类的大官，就象在地里拔芥菜一样容易，一弯腰就能拿到。”所以，社会上流传这样的说法，留给儿子很多黄金，不如教儿子学会一本经书。有一个学者叫桓荣，他由于通经当了少傅，得到皇帝的很多赏赐。
他把皇帝贫赐的车马印缓陈列出来，请朋友和学生来参观。并且说:“今天有这么些东西，全靠研究古经。”做官都要读经，读经水平高的就能做宫。于是“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就是很可指望的珊实，并非虚语。当了官以后，讨论问题，也都要引经据典进行论证和辩驳。甚至以解经水平来排座次。有一次，东汉光武帝召集一次学术讨论会。
古代规矩，在宗族集会上，序齿排辈，按辈分和年龄来排座次，在朝廷上则按官阶品级来排。那次学术会议，也是按官阶品级来排。当时有一个叫戴凭的不同意，不肯入座，光武帝问他为什么站着不坐，戴凭说:“有些人解经水平不如我，却坐在我上面，所以我不入席。”
光武帝说，你看谁.不如你，你找他辩论，他辩输了，你就夺他的座位。光武帝又叫别的官员都可以通过辩论去夺别人的座位。许多人提出经书中的问题，戴凭都能解说。他提的问题，难倒了许多人。那一天戴凭共夺了50多个座位。这个学术会议按学术水平排座次，是别开坐面的。总之，儒家经书成了汉代社会的灵魂，经学成了当时的睦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