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文
7、不学《诗》，无以言
《诗经》中篇幅最多的是情诗和抒情诗，这些诗篇主要集中在“国风”中。这种情诗，后世之道学家往往视之为“淫”。如清儒江永说：“孔子未尝删诗，诗亦自有淫声。”而孔子当年则不以为然。他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可见孔子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禁欲先生。
“国风”的作者不一，有的是无名的民间男女，有的是王家乐师，有的是贵族君子。
朱熹关于“诗”也有一段高明之讲论，说：
“或有问于余曰：‘《诗》何为而作也？’
余应之曰：‘人生易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情之欲也。
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②
孔子曾以《诗》为教。他说：“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
又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
“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面墙而立也与？’（同上）。”
又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
8.《诗经》之歌唱风
《论语·子罕篇》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西周《诗经》藏于乐官，为乐官所用之曲调名及所歌诗之底本。徐中舒先生说，“故易必出于大卜，书必出于大史，诗必出于大师。《汉书·艺文志》论诸子之学无不出于王官，其事与此先后实同一例。”③《诗经》三百篇本来都是有乐调而配唱的，实际本来都是“歌”。《左传》记述季札至鲁观乐，鲁乐之所奏诸曲，其曲名皆《诗经》之诗名。《左传》谓周礼尽在鲁，当时诸侯都至鲁观殷周古礼。而且，《国风》中的有些作品似乎是根据固定曲牌所填写的歌词，如《扬之水》、《羔裘》，在同一曲牌下都有多首不同歌词。
春秋时代，各国士大夫交往必要以诗导言，所以孔子云“不学《诗》，无以言”，不熟读《诗》，就不能说话。
徐中舒云：
“春秋之世去古未远，歌唱之风犹甚发达。《左传》载当时诸侯卿相宴飨会盟之际，犹以赋诗为交际上必须之仪节，如不答赋，则为失礼。
如《左传》文四年云：‘卫宁武子来聘，公与之宴，为赋《湛露》及《彤弓》，不辞，又不答赋，使行人私焉’。此因不答赋，而以为失礼。
又如《左传》昭十二年云：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昭子曰：‘必亡！宴语之不怀，宠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将何以在？’此以不答赋而以为国有必亡之征。由此可知古人对诗乐与政治关系之重视。”
由此可知，在周代，《诗》乃是贵族士子们于青少年时代启蒙教育的必修课目。
当时各国贵族子弟自小即习诗、唱诗，所以成年以后，才能在各种交际场合，以诗代言赋志达情。
9.《诗经》在春秋时代之用处
综合古典典籍的记载，可以推知《诗》在春秋时代大概有以下用处：
一是宗教仪式——举凡祭祀神明，破除灾殃，丧葬等仪式，都有专门的诗歌诵唱。
二是日常交际——祭祀、盟誓、射箭、宴宾、乡饮酒等重大聚会，都要诵唱诗歌。
三是外交礼仪——“行人”之官（即外交官）出聘国外，往往赋《诗》以寄言。仅据《国语》、《左传》记载，这一类的赋《诗》在春秋二百多年中即二十八次。可见当时的外交官都是精通于《诗》的。孔子所谓学《诗》则能“使于四方”，就是指此而言。
四是以《诗》代言——春秋时之“君子”喜欢引用《诗》以代言。如果一个人不会引《诗》，一般便会被讥笑他不会讲话。所以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古代人们个性化之创作，似以《诗经》所录为最古。故孔子云：“诗言志”——志者，识知也，记忆也，抱持也（追求也）。诗之作者，一为贵族及士君子，一为民间游吟者。十五国风中主要是民歌，作者多为不知名之民间游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