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分为西汉和东汉，二者之间还有个王莽的新朝，如鱼刺一般卡在两汉之间，如果没有新朝，按西汉的发展趋势，寿命肯定不及两汉之和，东汉可以说是为西汉注入了些许新的血液，让其有了新的活力，从而又延长了汉的寿命，从这一点来看，王莽虽然短暂搞了西汉一把，但长远来看，他是一条鲶鱼，延长了汉的寿命。
王莽之前的西汉，统治还不算太过份，所以才有了刘秀的上台，因为人心还思汉，造反都得抬一个姓刘的皇室子弟立牌子，这与秦末抬出楚怀王的牌子差不多，后来刘备也想学刘秀，再给汉朝续命，只是东汉末年的统治实在太腐败，汉灵帝卖官长达12年，人心不再思汉，所以大势上刘备光复汉室的口号真心拥护者并不多。
先说西汉，都说汉承秦制。
西汉继承了秦国的很多制度，毕竟刘邦及其功臣大多起于草莽，不管是从能力、时间上都不允许重新搞一套制度，而且任何事物都有惯性，也无必要完全搞一套全新制度，只是根据逻辑及秦亡经验，废除掉不合理的法律和减轻量刑即可，比如废除了挟书律、三族罪及妖言令等钳制思想的法律。法律虽沿用前秦，但极少施用，这又违反了违法必究的基本原则，不可否认，法律的权威性客观上也受到了损耗，这也是从法治到人治社会的慢慢转变，润物细无声，不知不觉，秦的法治内核已经丢弃。
总的来说，在执政方面，刘邦定下了个基调：与民休息。
不打扰，就是最好的支持。
于是，从刘邦开始，到吕后、文帝、景帝，汉帝国一直开启着勿扰模式。
无为即是大为，这个老子的哲学思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
它成就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
不过事物都有其反面，无为而治也有一些问题，树欲静而风不止，你想无为而外部环境未必能让你无为。
比如你想睡个安静觉，但楼上却跳个不停，关键还不是一天，天天如此，你能顺其自然，充耳不闻吗？
所以有些事情还得为所当为才行。
对于汉朝，就有几大问题必须为所当为：
1，北方巨患匈奴，时刻威胁着汉朝。
2，国内的诸侯王势力。
3，土地兼并日烈，农民问题越来越严重。
我们先分析一下对于皇权的威胁主要来自哪些，如下表：
中央的威胁主要来自皇室近亲、外戚、宦官、权臣和武将，这里面对皇权可能没直接威胁，但对国家的破坏性最大的就是宦官了，毕竟这个群体非精英阶层，见识短浅，总是只顾眼前与自身利益，不管国家与民族利益，所以只要他们得势，这个国家总是一片昏天黑地的末日景象，也常常导致王朝更迭，比如开此先河的赵高，所以长期来看，他们其实是皇权的掘墓人，皇帝与他们的关系就像皇帝与毒品的关系，有了他们皇帝觉得很快乐，但这东西迟早会要了皇朝的命。
外戚对皇权有一定威胁，但历史上因外戚改朝换代的也并不多，知名的只有新朝王莽、隋朝杨坚。
但外戚专权的很多，相对于宦官，外戚也是正常人，通常也是精英集团的人，专权但不祸国，就像汉成帝时，也是外戚王凤专权，但国家发展并没多少问题，甚至好于皇帝的瞎指挥。
权臣的关系与皇帝相比，又远了，所以威胁比外戚看起来更大，但大多数权臣还是抱有忠君思想，有野心要篡权的还是少数，特别是在政治稳定时期，他手里一般没有兵权，篡权的成功几率太低。
武将在和平时期很少反的，但在动乱时期就很频繁了，毕竟动乱时为马上打天下，谁拳头硬就是老大，这也是为什么开国时帝王爱杀戮功臣，特别是功高震主的武将。而和平时期为马下时期，军队调动很难，所以武将反的很少。
手握利器，杀心自起，所以只要手里没兵，武将基本上就没威胁。
皇室近亲的威胁，特别是皇子之间，在前皇帝死去，新皇帝没有正式登基之前，总是皇子之间或叔侄之间争夺位置的危险期。但一旦新皇帝确立后，则这种威胁就小很多了，不是没有造反的，只是成功率很低了。
地方的威胁通常是地方拥有了军权才可能造成，特别是在乱世之时，中央为应急之需，要把军权临时下放。比如平定暴乱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边疆防御，边军将领常有一定的权力。
在西汉前期，地方威胁还来自诸侯王，他们有军权、财权、人权、治权，所以威胁很大。
下层威胁主要来自农民，但农民本身并无威胁，只是到了民不聊生时，才会官逼民反，所以统治者的要务是让天下农民吃饱饭，以农为本，灾难时要及时开仓济粮。
下层威胁还可能由宗教与民族问题引起，这两个主要涉及到彼此之间的认同问题，所以要尊重相关的宗教信仰及民族认同，同时要强化一个大家共同的认可对象，比如同一个国家，同一种文化。
外部的威胁在中国时时都存在，但主要威胁来自北方陆地，后期才来自海上。
再回来看当时的三大威胁：
1，匈奴
2，诸侯王
3，土地兼并可能导致的农民问题
到了汉武时代，也差不多到了必须要解决一下的时候了。
而刚好，这位老大又是想做一番事业的人，而且又是能做事业的人。
该出手时就出手。
用祖上的钱来解决祖上没有完成的事情。
第一就是要搞定匈奴，经过16年9次大战，天降卫青、霍去病，终于打到匈奴漠南无王庭。
第二是诸侯王，在他爸爸时代，通过被迫剿灭七国之乱，已经搞定了最威胁的王国，武帝又通过推恩令，让每个王国实力变得微乎其微，这个推恩令让诸侯把领地分给自己的所有孩子，而不是只分给一个嫡长子，这样代代相分，诸侯领地越来越小，威胁也就越来越小，而且这个政策还妙在诸侯无法反抗，因为这个政策的利益收获者不只是中央，还有诸侯的其他孩子，他们以前是没有分封地的，现在利益均沾，当然要忠心拥护，所以诸侯反对这个政策，必然先面临自己的孩子反他。
而对于侯国，方法就是抓这些列候的小辫子，抓住了就直接废掉这些侯国，所以在汉武帝这里这两件大事基本上都解决了。
而第三件大事土地兼并可能导致的农民问题汉武也其处理之道，且容后文讲述。
汉武搞定了匈奴与诸侯，但对于汉武帝这位雄才大略的人来说，这还不远远不够，
打匈奴，搞诸侯只是保护原有的地方，还需要开疆拓土。
先看南方，虽然秦时就设立了三郡，但秦末之乱被赵佗乘机搞成了独立王国，后来
汉初为了休养生息，也就策封了事，到汉武帝时，权臣越人吕嘉不想归附汉朝，在南越发动了判乱，于是武帝派几路大军趁机收复了南越。汉武收复南越意义重大，南方重新置于中央直接统治之下，不管是其发展、向心力都会更好，如果一个地方隔离久了，民族意识起来后，再想纳管难度就很大，同化得越早越好，就像越南北部，北属中国很久，但五代十国时期于中国内乱之际脱离中国之后，到年后明成祖再强势收回直辖，但由于脱中太久，其民族意识已非常强烈，所以明成祖死后又脱离了中国直辖，只以藩属相从。
所以从长远看，秦始皇南征百越，设立南海、桂林、象郡意义重大，而汉武帝回收南越之地更是让这些地方及时地融入了中华文明。
汉武帝在开疆拓土方面另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凿空西域，设立河西四郡，四郡从内至外为武威、张掖、酒泉、敦煌（谐音五张九蹲）。
四郡位于祁连山下，这样祁连山就把天山区域连接了起来，正是这祁连四郡，天山是向中原走来而非远离。
凿空西域，也是中国首次与外部世界大规模联系的开始，让中国人看到了一个新世界，扩展了中国的世界观。
汉武帝水平确实高。
这些大手笔都是需要大量财务来支撑的，当年明宣宗放弃越南北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太耗钱了，从这里可以更理解汉武帝的水平有多高了。
汉武的爷爷爸爸确实存了不少钱，但俗话说挣钱犹如针挑土，花钱犹如水冲沙。
存的钱花完了，那怎么办呢？
向农民加税，这是最直接最简单的方法。
但向农民加税，前有秦车之鉴，是动国本，风险太高。
再说国内的财富大多集中在豪强之手。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说过，世界上最富裕的26个人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球半数人口。
就算当时没有这么大的贫富悬殊，但显然大部分财富在谁手中汉武是明了的。
于是他就向这些人动手了，这些人虽然钱多，但人数毕竟不像农民那么多，措施适当这些人是翻不起什么浪的，从心理学角度，广大农民还会赞成向这些人收钱。
首先是搞最大的，也就是迁徙各地的最大的豪强和最有钱的到五陵居住，成为皇家“守陵人”，这个措施可以说是意义重大。这些人移民到京师，原有的大量田产就得贱卖给官家，官家就可以把这些田地租给农民，政府不但获得巨额的价差，还缓解了土地兼并，也是就是上面列举的第三个问题，让失地农民又有了土地耕种。而且政府租给农民赋税很低，不像农民到地主那里去租，那交出多达一半或以上的收入，显然这个措施有力地稳定了农民阶层，而且大幅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上面说了徙陵政策，汉武第二招就是把最搞钱的几大行业收归国有了：铸钱，冶铁，煮盐、制酒卖酒。但这还不够，这是收了现在和未来的钱，但过去这些人赚的钱还在他们包包里面，这怎么办呢？于是又搞了个缗钱令，先叫你自己申报，商人嘛，当然不会老老实实申报了，好，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于是就有了告缗事件，鼓励全国告发，告发属实得一半，这个政策太具有诱惑力了，所以富人想藏都藏不住了，你想人家只要告你就可得一半财产，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事，告发者只会是争先恐后，最后结果是天下商贾中家及以上的财富基本都收归国有了。
告缗事件与徙陵一样，就是自上而下的一次打土豪分财富分田地的运动，财富归中央，田地收了归国有，然后再租给农民，与徙陵一样。这看起来对豪强富户是不公平的，但对整个社会其实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所以这个政策其实对财富再分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毕竟也是一种调节土地兼并的有力手段。
说到农民生存问题，除了这个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外，以前也说过，可以通过科技手段提高生产力来缓解，单位产量提高了，土地少点也能够收获足够生存的粮食，汉武在晚年为了提高生产力就任用了这方面的专家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通过大力推广他所创造的新农具（耦犁和耧车）和新耕作技术（代田法），显著提高了农业收成，并且提高了生产效率。
武帝晚期，虽然有上面这些找钱措施，但毕竟打仗除了用钱，还得用人，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农民，所以很显然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影响，所以在武帝晚期，国内形势还是很严峻的，已经是民变四起了，所以说武帝是伟人呢，既然错了，发现问题了，那就马上采取措施补救，这就是他的可贵之处，所以他颁发了轮台诏，与民休息，硬生生把一匹奔向悬崖的烈马拉了回来，而且为了防止死后太子母后专政，甚至在死前找机会赐死了太子的母亲，你看，真是理性得可怕，一如他的风格，至死未变，虽然明尊儒术，实际他是个违法必究的法家执行者，赏罚分明，想在他这里蒙混过关实在很难。
武帝虽明，但他也有三项政策遗毒很深，一是独尊儒术，二是其人才选拔制度（举孝廉），三是收外朝权任用内朝官。这几项政策的制定并没有考虑到一个长远的影响，如人才选拔本身是个好事，但选拔制度缺乏量化指标，容易被人操纵，不能实现公平选拔。这几项制度基本都是武帝初年搞出来的，当时他还年轻，也就20岁左右的小伙子，也没有考虑那么长远，主要还是配合当时政治需要（反窦太后专权，窦太后为黄老学说的铁杆，汉武需要打造自己的顾问与政治团队）。
独尊儒术逻辑上必然导致儒家一家独大，进而僵化思想。而且当时董仲舒提出的儒家学说亦非之前的原貌，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儒家经书也被烧掉（除诗经），在汉初也没有完整的古本出现，全凭秦末幸存大儒人脑记忆的还原，这就不可避免会有遗误，甚至加入作者自己的私货，形成了所谓的今文经，今学逐渐神化，比如董仲舒的学说里面已经融合了阴阳五行灾异论，主要表现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论等。所以这时候的儒学已非孔子那一套，但后来由于发现的焚书坑儒劫后余生的藏书越来越多，这些经书又被称为古文，后来两派相争，但由于惯性作用，今文派在政治上仍占据主导地位，虽然古文派与孔子的思想更符合，但也要到曹魏时代才完全取得正统地位，所以说两汉的儒学与后代的儒学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他们学了半天，学的是盗版货，但众人都用盗版时，它就成了正版。
从近的角度来说，独尊儒术导致儒家一家独大，又有其天人感应，禅让学说的支持，也成了王莽篡汉的重要推手，汉武打死都想不到，自己搞的独尊儒术会反噬自己的江山。
而人才选拔制度很快也会显示出它的副作用，由于举孝廉这种制度不能量化，导致这样选出的人才完全走了样：
比如桓灵时童谣说，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如上所说，独尊儒术与举孝廉相结合，还为官员阶层的士族化埋下了根子，垄断必然导致竞争不足，没有竞争就难于进步，这对未来的国家发展起到了严重的抑制作用。
而为了收外朝丞相、御史大夫的实权而建立的内朝制度更是很快就展现了它的弊端，所谓内朝实际就是皇帝身边的亲信团队，可以绕过丞相等外朝直接行权，方便快捷可控，亲信团队通常就有与皇帝亲近的外戚、宦官在里面，虽然以汉武的能力可以控制这些人，但在弱一点的天子手里，必然会导致实权被这个团队里面的人所主导，这也是后面汉元帝时宦官石显专权的制度原因，也是王莽篡汉的一个制度原因，这种表现在东汉尤其明显。
汉武这个人，总的来说是雄才大略的，最重要的功劳就是基本搞定匈奴，收了南越，扩展了中国版图，这是万世之功。
而他当时的很多政策对后世也有很多启发意义，比如抑制豪强的手段及桑弘羊的经济政策等。
但独尊儒术这个副作用很大，僵化思想一条就足够评判其功过了。
选举人才并定制度是好事，但举孝廉这个察举制度不能量化，算不上一个良好的选才方法。
内朝制度也干扰了正常的统治流程，外戚宦官专权的制度原因也始于此。
汉武之后，昭帝年少，由霍光等人辅政，汉武看人还是准，霍光不辱使命，成为了第二个周公，国家仍然延续着轮台诏的路线前进。昭帝早亡，21岁就死了，没有子嗣，由刘贺继位，但这位是个playboy，被霍光废掉，后续选中了废太子刘据的孙子刘病已，是为宣帝。
宣帝一改武帝猜疑丞相的毛病，而用人不疑，国家持续发展，是为昭宣之治。相对于汉武帝，他也留下一些隐患，比如任用外戚与宦官，但这个根子如上所说，实际是由武帝埋下的。
而且在独尊儒术的加持下，宣帝后，特别是汉元帝，儒家势力急速扩张，成了王莽篡汉的推手。
汉成帝则是个甩手掌柜，权力掌握在王氏外戚手中。
汉哀帝本身是同性恋，没多久就驾崩了，也没有后代，于是只有找一个小孩子来当皇帝，这就是平帝，王莽则是辅政大臣，后来平帝慢慢长大，不满王莽，王莽又毒死了他，另找了一个两岁小孩当皇帝，并借着儒家的禅让理论，王莽终于和平地窃取了西汉政权，改国号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