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桐生，安徽安庆桐城人，文学博士，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文化，出版《中国史官文化与〈史记〉》《〈史记〉与今古文经学》《〈史记〉名篇述论稿》《〈史记〉与〈诗经〉》《儒家经传文化与〈史记〉》《〈史记〉与诸子百家之学》《史魂——司马迁传》《七十子后学散文研究》《〈论语〉十论》《礼化诗学：诗教理论的生成轨迹》《〈孔子诗论〉研究》《楚辞与中国文化》《先秦文学十论》《巡礼战国文人心态》等著作，译注《国语》《盐铁论》。发表学术论文多篇，6年获《文学遗产》优秀论文奖。
《商周文学语言因革论》（陈桐生著.北京：科学出版社，.10）是一项关于中国早期文学语言形态发展的探索性成果。商周时期，中国文学语言经历了一次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形态变革。中国文学语言的起点是在殷商，“殷商古语”是中国文学语言的最早形态，特点是古奥艰深。西周时期“殷商古语”与“文言”两种语言形态并存，春秋时期中国主流文学语言实现了由“殷商古语”向“文言”的转变，从春秋战国到中国现代文学语言革命以前，中国文学语言就是沿着“文言”的路子走下来的。全书共分四章。
第一章中国文学语言的起点：“殷商古语”
研究“殷商古语”的形成。殷商是中国文学语言的起点，殷商甲骨文、青铜器铭文、《尚书·商书》（以下简称《商书》）是殷商文学语言的文献载体，这些文献语言可以称为“殷商古语”，特点是古奥艰深。虽然殷商甲骨文、铭文、《尚书》典诰誓命各类文体语言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殷商古语”在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存在着共同的形态特征。“殷商古语”是中国文学语言的最早形态。
第二章西周对“殷商古语”的因袭和新变
研究“殷商古语”在西周的传承情形。西周时期存在“殷商古语”和“文言”两种语言形态，西周铭文、周原甲骨文、《尚书·周书》、《诗经》雅颂语言因袭“殷商古语”，而《易经》、《国语》西周散文、《诗经》西周风诗、西周史官格言则采用相对平易的“文言”。前者沿袭殷商文学语言，后者则是周人通过扬弃“殷商古语”并提炼周人口语而形成的新形态书面语言。这两种语言形态，一主一次，一雅一俗，一难一易，一因一革，区分十分明显。西周沿袭“殷商古语”的原因是：文学语言本身有它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商周之际，以尹伊、辛甲为代表的一批殷商史官因不满纣王的残暴统治而由商奔周，直接将“殷商古语”带到西周；周初文化水平远逊于“大邑商”，因此周人对殷商文化有一种仰慕心理；西周统治者对殷纣王与其他殷商先王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他们彻底否定的是殷纣王一人，而肯定从成汤至帝乙等殷商先王。西周初年重要文体都是来自殷商，按照文体形式要求，西周作家必须运用“殷商古语”进行创作。周人在沿袭“殷商古语”过程中并非完全照抄，而是有自己的新变，如西周文诰、雅颂诗歌、铭文语言互渗，某些殷商文体语言（如铭文）在周人手中得到高度发展。本书将“殷商古语”从“文言”划分出来，这样中国文学语言的发展就经历了“殷商古语”“文言”“白话”三种历史时态。本书“文言”指《易经》、《诗经》西周风诗、《国语》西周散文、西周史官格言这几类文献语言以及春秋战国以后至新文学革命以前的文献语言。
第三章西周的非主流文学语言：“文言”
研究处于次要地位的周人“文言”。“文言”是继“殷商古语”之后又一种新的语言形态。《周易》卦爻辞、《诗经》西周风诗、《国语》西周散文、西周史官格言这几类作品是用“文言”创作的。“殷商古语”与“文言”的根本区别在词汇难易方面，此外，在语音、文字、语法、修辞方面也有所差别。虽然“文言”在西周属于非主流文学语言，但它接近民众口语，作者易写，读者易懂。“文言”用语生动形象，自然灵活，长于叙述和描写，文学艺术性要远远高于“殷商古语”，因而它比“殷商古语”有着更旺盛的生命力。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文言”都有取代“殷商古语”的优越条件。
第四章历史性的巨变：“文言”取代“殷商古语”
探讨春秋时期中国文学语言所经历的深刻变革。春秋文学语言的发展大趋势，是“殷商古语”走向没落衰亡，而“文言”方兴未艾，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学语言大因革——“文言”取代“殷商古语”——在此时宣告完成，中国文学语言实现了第一次大解放。从春秋铭文可以看出“殷商古语”在春秋时期式微，从《诗经·鲁颂》可以看出颂诗语言由“殷商古语”向“文言”转化，从鲁国《春秋》可以看出“文言”艺术的提升，这三个春秋时期语言范本展现了“殷商古语”与“文言”此消彼长的大势。“文言”取代“殷商古语”，有着宗教、政治、审美风尚以及作家创作心理、社会接受心理等多方面原因。
据此，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形态应该重新划分。在此之前，中国文学语言发展以年文学语言革命为界，分为“文言”“白话”两种形态。本书将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分为“殷商古语”“文言”“白话”三种形态。从“殷商古语”到“文言”，从“文言”到“白话”，中国文学语言经历了两次大解放。
学术论著的最高境界是提出新的学术思想。学术界曾经流行一句名言：提出一个学术问题比解决一个学术问题更为重要。如果说本书有什么学术价值，那么这本书的价值就在于提出一个重要学术问题：商周文学语言与春秋战国以后文学语言是不是同一形态的语言？
先秦文学语言发展史告诉我们：“殷商古语”与“文言”应该是汉语发展过程中两个形态的语言。由此又引出一系列新的问题：
此前学术界将中国文学语言划分为“文言”“白话”两种形态，如果“殷商古语”与“文言”是两种语言形态，那么要不要将“殷商古语”从“文言”中划分出来，将中国文学语言发展史划分为“殷商古语”“文言”“白话”三种形态？
中国文学语言三种形态之说如果成立，那么，“殷商古语”的特色是什么？
“文言”的历史起点在何处？
“殷商古语”与“文言”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殷商古语”又是如何过渡到“文言”的呢？
判断两个不同形态文学语言的标准是什么？
这些都是先秦文学语言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也是中国文学语言研究中的重大问题。可惜的是，这一问题至今尚无人提出，更没有人系统研究。本书提出这一学术问题，并对此做出力所能及的阐述。我不奢望本书的成果能够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只是将这个问题提出来，以期抛砖引玉，引起学术界方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