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白癜风医院康复经历分享 http://www.txbyjgh.com/axhd/m/1974.html“唐代三大诗人”历来认为是李白、杜甫、白居易，较为中肯。李杜，一个“诗仙”，一个“诗圣”，自然名气极大，但白居易与之相比，并不逊色丝毫，甚至在某些方面犹有胜之。那么，白居易在“诗歌”领域上，又有何建树令人称颂呢？创作理念，继承了乐府诗的真谛白居易在诗歌史上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其掀起的“新乐府运动”。这里有必要先介绍一下“乐府诗”。“乐府”虽然在秦代就曾设立，但要说乐府诗还要从汉代说起。乐府本来就是模仿着先秦时期朝廷向民间采诗的传统而设立的部门，用以让统治者明了民间的意愿。汉代乐府最初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汉武帝时期的乐府基本上都是歌功颂德的作品，不来自民间，是乐府官员自行创作的“媚上”之作。后来文人开始自发创作，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汉乐府”。但不论实际效果，从这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一个现象，乐府是继承了“风诗”的传统，需要具有“美刺”精神。乐府诗的发展大概有三个比较重要的节点。第一个是曹操，以“乐府”写时事，也就是所谓的“旧瓶装新酒”。什么意思呢？乐府诗因为需要配乐演唱，所以题目一般都比较固定，比如《燕歌行》、《蒿里行》、《步出东门行》等等，内容也往往不出那么几类。但是曹操用了这个乐府的诗名，却将时事写入了诗歌中，开创了乐府诗“讽刺”时事的传统。第二个是杜甫，出现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现象。这时候，杜甫写乐府诗，连一直沿用的诗名也舍掉了，自己拟一个题目，比如“三吏三别”、《兵车行》、《丽人行》等等，都是这样的作品。第三个就是白居易，乐府诗自此大成。白居易在杜甫的基础上创作，并且明确了乐府诗“美刺”的精髓。他没有在诗歌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去深入，而是提出了经典的创作理念：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个理念很好地契合了儒家思想“修齐治平”的理想，同时又将“风诗”传统、“乐府”精神发展到了极致。他认为，诗人为什么要写作诗歌？不仅仅是要抒发自己胸中块垒，更是要有实际作用，即：补察实事，泄导人情。所以，我们来看他的作品就能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卖炭翁》的前面的小序是：苦宫室也。《井底引银瓶》前面的小序是：止淫奔也。如果对中国诗歌比较了解的读者就很自然的会想到《诗经》的注解：《关雎》的后面有的是“美后妃之德”，有的是“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将诗歌的含义标明出来，明确告诉读者，你别误会，我这首诗就是讲得这个事。白居易自己也承认这件事，《新乐府》序中称自己的作品：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由此可见，白居易就是将风诗的“开篇明义”以及乐府诗的“美刺精神”结合起来，在创作理念上，是要超出了“李杜”的。换句话说，李白和杜甫的告诉人们，什么样的诗歌是好诗，但是没有一定的积累你学不来。李白未成名之前，曾经“三拟文选”；杜甫诗歌更是号称“无一字无来处”，这些都不是一般人可以创作的。白居易告诉人们，要如何创作好的诗歌。并且他亲身实践了，即使没有好的文笔，即使没有高雅的趣味，也可以写作出感人至深的诗歌。这就要说到白居易诗歌的传播效果了。传播范围，需要把眼光放得更远说起白居易诗歌的传播，有一句话经常被用到。那就是他去世之后，唐宣宗李忱所作《吊白居易》中的名句：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这说明了两件很重要的事，反映了白居易诗歌的特性。其一，白居易的诗歌通俗易懂，童子、胡儿都可理解。传说，白居易每写一首诗，都要读给老妪听，确认这样的人都能读懂，然后才会定稿。这个故事虽然比较夸张，但确实能反映出白居易对诗歌的追求，即通俗易懂。为何如此？因为白居易的诗歌主要是为了社会底层的百姓而创作，只有他们感同身受了，才能在社会上掀起一篇呼声，作为他在朝堂之上谏言的声援，这也是他认为诗歌必须要有实际作用的一种体现。其二，白居易的诗歌传播范围特别广，本土稚童，外地番邦都有耳闻。这一点可以说毫不夸张。在国内的影响有目共睹，我们讲点国外的。当时，中国诗歌传到日本之后，被日本文人争相传抄，大为赞叹。但可能很多人并不清楚，在日本影响最大的诗人，不是享有盛名的李杜，而是以通俗见长的白居易。因为白居易在民间的口碑极好，老百姓也能看得懂他的文字，所以自发地抄录他的诗歌，放到寺庙当中供人取阅。因为是免费的，所以“遣唐使”带回国大量的诗集作品中，白居易自己就占据了一半还多。又因为通俗易懂，在诗歌水平还不高的日本人眼中，自然就感觉非常亲切。所以就造成了，李杜等人在日本等受中华影响的国家中鲜有人知，但白居易却是声名远播。不要小看这两点，这也和白居易诗歌的“功利”性有关。只有被传播、被阅读的作品，才能在社会上激起极大反响。诸如李杜等人的诗歌，所影响的往往是文人圈层，但白居易的诗歌，影响的却是千千万万的底层百姓。传播范围和受众的变化，让白居易在民间的声望是要超过李杜的，所以作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就是当时采用票选都不见得会输给谁。叙事诗的承继，开启了梅村诗史如果要说对后世的影响，白居易的贡献正好弥补了李杜等人的不足，他所擅长的领域，除了明末清初时期的吴伟业之外，并无太过惊艳的人物出现。说起白居易最为著名的两首诗歌，大概要算《长恨歌》和《琵琶行》了。这两首都是叙事诗，在当时并不受重视。可以说，中国古代的优秀诗歌，绝大多数都是“抒情诗”，抒发“家国”情怀的作品，叙事诗歌极少，非大家不能传神。先秦两汉时期，文人创作唯一值得称道的作品大概就是蔡邕的女儿蔡文姬所作的五言《悲愤诗》了：儿前抱我颈，问母欲何之。人言母当去，岂复有还时。阿母常仁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何不顾思。见此崩五内，恍惚生狂痴。在此之后，就是杜甫创作的“三吏三别”一类的作品，佳作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似乎当时的文人普遍不太看得起这种类似“小说”讲故事一样的体裁，直到白居易的出现。白居易用长篇叙事诗的蕴含乐府“美刺”精神，听起来简单，但做起来非常难，从他的作品里就可以看出。比如《长恨歌》就是一篇“跑题”的作品。前面部分：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可怜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很明显地讽刺意味，但是后半部分却转而歌颂杨李之间缠绵、感人的爱情故事了。以白居易对叙事诗的驾驭能力，尚且出现了这样的无奈，当可知这类作品的创作实属不易。后世当中，直到吴伟业的出现，才再次令这种作品焕发光彩，其《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等作品可谓深得白居易精髓，以致有人评价：香山长庆有遗篇。香山就是白居易的号，长庆指的是白居易的诗歌作品，被称为“长庆体”，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而吴伟业这样的作品被称作“梅村体”，都是同样的缘由。不仅是叙事风格的继承，吴伟业还是获得了“诗史”称号的文人，用叙事诗歌讲述新朝遗民的内心感受，对混淆视听的宣传做拨乱反正，对社会人心起到了很好的疏导作用，这与白居易“泄导民情”的主张一脉相承。由此可见，白居易“叙事诗歌”影响之深远，不在李杜作品之下，远超其余。白居易在《新乐府序》当中，对自己的诗歌作品曾经有过一个很好的
概述：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可见，无论是其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也好，还是短篇乐府作品《卖炭翁》、《红线毯》等等作品，都是走了和李杜以及绝大多数诗人完全不同的路数。他是真的在为底层人民而创作，也是真的希望能借助社会底层的呼声而对社会进行改变。所以，即使他的诗歌没有文人的雅趣，没有常常流露的家国情怀，但却依旧有着感人至深的力量。为何如今要使用“公元纪年”？了解一下中国古代纪年方式就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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