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氓》这首诗中，人类用情感竖立起来的精神之塔再一次在物质世界的现实面前低下了高尚的头，如果人世中的谁谁就此大胆的否定一切“爱情决定论”的话，这当是一个有力的佐证，小布尔乔亚们大可把惆怅的失落浸泡在红酒之中。
从字面看来，诗中塑造了一个冷静而果断的女子形象，她以自身的婚变经历为经验向女子们发出“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的忠告，告诉“天真”的少女们不要迷信所谓的“爱情”，否则你就摊上大事了。当然，女子在愤怒之余，也为女子们做出了表率，面对自己的苦难，她果断自遣，最终以“反是不思，亦已焉哉！”的决绝完成了一个由婚变弱女子向女汉子的华丽转身。
于是，几千年之后的读者们纷纷以罄竹之怒而持如椽巨笔同仇敌忾的鞭挞着氓，大有将之打倒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一万只不够，只争朝夕）永世不得翻身的气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谁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似乎是在自残。
既然这样，那么氓与女子的婚变到底是谁之错呢？面对这种有争议的事情，孔夫子的意见是“推己及人”，如果氓尚算“人”在位的话，群众们即便是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热忱，也应该探究一下问题之所在。
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条消息说中国人最幻想的两件事一是一夜暴富一是艳遇，这当是在物质丰富到一定程度而精神层面的发展尚有所滞后的情况下物欲人群的基本的写照。当然，不是说这样想就很低级，只是高级的活着，对于井底的青蛙来说是既不“渴望”又不“可及”的。
面对离婚率逐年攀升的现实，情感淡漠对当下人们心灵的打击造成了现代人的集体创伤，若以此视角来观察世界的话，恐怕氓与女子的婚变当是“三姐”勇敢的结果。果然如此的话，各位之愤怒实在不是很过分，不但菜叶可以用，砖头大抵也是被允许的，鲁迅先生说要“痛打落水狗”。
不过，氓这个人，客观的来讲，恐怕不具备招惹“三姐”的能力。以“三姐”的三观，要想打动她实在是需要一定实力的，要么你是某翁，要么你是某二代，要么你是某霸，再次也应该是某雄。而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氓大概与此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诗中说道：匪我愆期，子无良媒。青年的氓是一个连媒人都请不起、彩礼都出起的穷小子，婚后更是一个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底层小老百姓，女子自己也说：“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试想，如此一个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的人，又凭什么去招惹“三姐”呢？因此，大可不必以现代人之集体创伤的视角来解读此诗。
如果从文学塑造的形象来挖掘，我看氓与一首叫做《东门行》的乐府诗中塑造的拔剑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在那首诗中，拔剑男“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于是想“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今非！”男人却说道：“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白发时下难久居”或许是身处社会底层的庶民们极端穷困、极端痛苦而又无可奈何的最直白最心酸的写照，这种砂石的磨砺只有那些真正被打磨过棱角的人才会体会到其中的辛苦。所以说，生活的重压在庶民内心所形成的巨大压力和阴影是那些从没有真正独立承担过家庭义务的非成人们所不能想象的。
在物质世界里，清贫是仅次于时间的一把利刃，足以击碎任何美丽而高尚的梦想。面对清贫，集体尊严被扭曲的庶民们很容易变得狂躁不安，甚至堕落，因此孔子才会对“贫而乐道”的颜渊赞叹不已。
不过，同样是面对清贫，已由母系氏族社会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的女性已经失去了其在生产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近代意义上的女性格已经完全别于男性的性格认知，因此女子们的视角总是着落在小家庭内的情感世界，从而人为化的淡化社会格偏重的男性世界，这种冲突是打破夫唱妇随这一和谐模式的重要因素。
氓恰是因为清贫在生活的重压下变得跨燥不安而完全失去了温情脉脉，女子却以情感足以抵消物质上的清贫而固执的要求氓饿着肚子一如既往的谈情说爱，结果悲剧就发生了。
最后，我想说，不是爱情不可信，而是爱情的力量的确很有限，因为爱情是不能解决任何现实问题的，任何一个现实问题却都能解决掉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