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子之学与文学基本是一体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叫文史哲不分家。黄老经典《老子》是散文，儒家经典《诗经》更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特别是儒家强调“诗教”，即用文学艺术来实现和完成教化。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说：“人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武帝从小接触经子之学特别是儒学，受文学的熏陶，养成重视文学、喜爱文学和喜近文学之士的性格。因此，一做皇帝，他就运用皇权进行倡导文学的活动。
活动之一是搜罗文学之士，俳优蓄之。当武帝还在做太子时，就慕枚乘的文明，上台伊始，就派人驾安车蒲轮去征召枚乘。可是枚乘老了，经不起道路的坎坷，半路上就死了。武帝又下诏问枚乘可有儿子，去调查的人说枚乘的儿子没有文名。枚乘另有个庶出的儿子皋，十七岁时曾为梁共王买的郎。因为与王的侍从相争而被诬陷，家产被没收。建元元年二月，枚皋逃到长安，正好遇上天下大赦，就上书网下，说自己是枚乘的儿子。武帝的书大喜，召枚皋人宫，随从在殿中作赋。枚皋奉命赋平乐馆，大受武帝赏识，拜为郎。
枚皋不通经学，但擅长滑稽表演，诙笑类同徘倡，为赋颂，好鳗戏，所以很得武帝的欢心。赋是汉代文学的主要样式。它的艺术表现手段力求华美工丽，铺陈丽辞、体物叙事是它的M本特点。一般赋末附有规劝讽谏之意，但绝大部分篇幅都用来铺陈统治者穷奢极侈的生活，描绘宫殿、田猎、神仙、京都的壮丽宏大等，来衬托出帝国的富庶和天子的威严。所以汉赋既是讽谏文学，又是宫廷文学，而以后者为主要性质。
武帝爱好辞赋，枚皋以辞赋得官，东方朔、司马相如等也因善辞赋得官。司马相如，生卒年是公元前年到前年，字长卿，小名犬子。蜀郡成都人，少年时好读书击剑。景帝时为武骑常侍，曾客游梁国，作(子虚赋)。后来武帝读到了《子虚赋》，大为欣赏，禁不住说：“联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狗监杨得意告诉武帝说司马相如是他的同乡。于是武帝召相如进宫。相如说《子虚赋》不过叙诸侯游猎之事，不足观，请赋天子的游猎。新作名《上林赋》，极其夸张地铺陈天子的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武帝读后高兴极了，命他为郎。
被武帝搜罗在左右的，除了枚皋、司马相如、东方朔外，还有严助、朱买臣、庄葱奇、晋丘寿王、婴齐、说等也是赋家，以文学得官。鲁迅说：“盖汉兴，好楚声，武帝左右亲信，如朱买臣等，多以《楚辞》进”。武帝搜罗、蓄养这批文人学士，命他们随从出巡出游，作辞献赋。如(枚皋传》说，枚皋跟随武帝巡行甘泉、雍、河东，封禅泰山，塞决河宣防，游观三辅离宫馆，临山泽，弋猎射驭狗马鞠刻镂，武帝凡有所感，就命他作赋献奏。对待这些文人学士，武帝有的也量才录用，让他们参与政治，或在朝廷供职，或放为外任，或出使方外，如朱买臣曾为承相长史、会稽太守，吾丘寿王曾为东郡都尉，司马相如出使西南。让他们随从左右，有事时，与闻朝议，诘难公卿；平时则都是“徘优蓄之”，作为专职的文学侍从、徘优弄臣蓄养起来。
不论是文学侍从献赋，还是乐府采歌，自作诗赋，武帝都要命人配上曲子以便歌唱。专门配曲作谱的就是汉代大音乐家李延年。李延年出身音乐舞蹈世家，通晓音律，善歌舞，能谱曲。因坐法受宫刑人宫，在狗监中供事。后为侍中。
他每次创作新声歌曲，听者无不受感动。武帝任命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专门负责音乐创作。定郊祀之礼，武帝要用郊祀歌曲，就是先命司马相如等数十文人创作诗赋，然后命李延年配上新曲。汉《郊祀歌》十九章都能唱，曲子都是李延年谱写的。乐府采来的民歌，如秦楚之讴，是能唱的，也全由李延年录的谱。武帝还选童男七十组成合唱团，在郊祀时歌唱十九章。从上述乐府所采民歌的区域之广泛，可见当时唱歌风气在全国的盛行，也可知必然是“歌者万数”，不过史书只记录人李延年一人罢了，“他不奏御者，不知其几。史失诸野，无征焉”。
由于武帝对文学艺术的倡导，一时诗赋歌曲之风大盛。传说武帝造柏梁台，曾诏群臣，凡能作诗者，都登合赋诗，人各一句，句皆用韵。后人称此诗体为柏梁体。朝廷中，除了文学侍从之臣朝夕论思，贡献辞赋外，就是一些公卿大臣也时时创作。即在全国，当时作曲唱歌的文学活动也是很开展的。淮南王刘安和他的群臣诗赋创作兴致都很高。刘安死后，“小山之徒，思念不已，乃作《淮南王》之曲”。据《风俗通义》，又有丘仲作《乐记》。可见当时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有一种显而易见的文学艺术气氛。
好啦，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