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大致是相应合的公元前年，秦始皇完成大一统，成为历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从此，我们才具有更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形态。
其疆域所至，不但袭承了唐，虞，三代以来集中活动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而且以严格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政权，推及于古代被称为“四夷”的广大领域。
使我们成为大致具有后世疆界之雏形的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国家
由于秦始皇推行严刑苛法，秦二世又昏庸无能，致使秦王朝极其短命，仅仅存在了十五年，便被“揭竿而起”的农民大起义给掀翻了。
原本在大一统之后应该随之而来的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自然也就随着秦政权的垮台而化作了泡影。
三年亡秦和五年楚汉之争，造就了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稳定，持久，发展的国家政权，这就是刘邦创建的汉朝。
“汉承秦制”，西汉建立伊始，就全面袭承了秦朝的中央集权制度，《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记载：
秦兼天下，建皇帝之号，立百官之职，汉因循而不革，明简易，随时宜也。
汉政权一方面在大政制度上袭承了秦制，另一方面，又接受秦朝短命覆亡的历史教训，在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方面实施了自己独立的方略与民休息，发展经济。
"除挟书之律"，繁荣文化，这既是汉政权接受秦亡教训而采取的对应措施，也是其为继承秦大一统事业而在经济与文化发展方面所必须完成的历史性要求。
若就此而言，汉文化的兴起与发展，正是对这一历史使命的回应与实施
一：黄老学派，汉赋袭承古代荆楚文化的遗风
汉代立国之初，所面对的一个最基本的现实，就是社会极度的贫困。
秦朝建立后，大兴土木，治驰道，修长城，建阿房宫，筑秦皇陵，以苛法大征戍卒徭役，使秦民精疲力竭，财物耗尽。
在这种形势之下所掀起的农民战争，以及继之月而起的楚汉战争，纵横往复，战火几乎燃遍了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社会不堪重负，人民无以生存，社会经济几乎到了全面崩溃的边缘，"民失作业，而大饥馑，人相食，死者过半"。
时蜀汉兵燹稍差，汉高祖刘邦"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
整个社会物资财富的匮乏，竟于"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这种社会现实本身，就决定了统治者只能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
人民已经一无所有，统治者还能再索取什么呢？
这就是汉兴七十余年"无为而治"的历史背景，对农民，由"十五而税一"降至"三十而税一"的薄赋，至汉文帝时，竟有十余年全部免除田税。
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反映到思想领域，就是道家学派的因任自然，无欲无为的思想学说，就是溯源于黄帝而完成于老子的黄老学派。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老子·五十七章》)。
汉初黄老学说盛兴，托名黄帝及老子的作品甚为流行，西汉早期墓葬出土的帛书，竹简多有所见。
在社会上层，高帝、惠帝、文帝、景帝时代均看重黄老。
汉文帝之后，景帝之母窦太后更是深信不疑，因博士辕固生轻言老子如"家人言耳"，窦太后竟逼其去猪圈"击彘"(杀猪)，又逼死儒家鲁诗学者赵绾、王臧。
时著名宰相曹参相齐时，专师道家盖公，及其相汉，又一守萧何之法，"萧何为法，讲画若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靖，民以宁壹。"
道家学派在先秦时代大致为荆楚文化，汉初百余年间黄老学说之盛，正是对先秦时期荆楚文化思想学说的继承与弘扬。
汉武帝时期以淮南王刘安为首的一批学者所撰《淮南子》，则是西汉时期集中反映道家思想学说的重要成果。
荆楚文化的另一特色就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地歌诗《楚辞》。
刘邦起于沛，项羽兴于楚，其时，沛亦为楚地，故刘邦歌大风，项羽悲垓下，正是《楚辞》之遗风。
至汉武帝时代，以司马相如等为代表的大型赋作的兴起，其直接的渊源就是《楚辞》。
汉赋，既是汉代文学的基本形式，也是汉代影响最大的文学流派。
可见，春秋战国时代的荆楚文化，是汉文化的重要源头，是汉文化所袭承的基本内容之一。
二：汉代经学对邹鲁文化的继承与发扬
所谓"经学"，通指儒家"六经"之学。
"六经"《易》《书》《诗》《礼》《乐》《春秋》。
由于《乐》经早佚，故汉代实际所指，乃是"五经"，"六经"之名，最早见于《庄子·天运》。
孔子谓老聃曰："丘治《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
孔子曾以研治"六经"而明先王之道，并欲由此而用世。
这显然表明，在孔子时代"六经"就已存在，若细论其渊源，则各有所自。
伏羲画八卦，文王演周易，大致到周公时代，乃形成了以六十四卦卦辞，爻辞为主体的《易》经。
《书》即《尚书》，是唐，虞，三代文献的汇编，《书》的编订，史称出自孔子。
《诗》三百篇，以商，西周，春秋时代的民间歌谣为主体，"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汉书·艺文志》)，故《诗经》实亦定自孔子。
《礼》的渊源甚早，可追迹至夏，商，世传之，《周礼》，《仪礼》，大致皆周初周公所定，而《礼记》，则是孔氏习教弟子时所形成的笔记文献。
《春秋》本为鲁史，其原始记叙，似颇不合礼法，孔子忧惧"世衰道微"，乃严格依据周礼的要求重新编订。
"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一字所嘉，有同华衮之赠，一言所黜，无异萧斧之诛"(孔颖达《春秋正义》序)，故"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
可见，《春秋》虽是鲁国的编年史，其实际意义乃是一部活的"周礼"。
细审儒家经典的渊源，它实际上涵盖了三代至春秋整个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全部文化.
时至春秋后期，社会发展如同发生了大地震，"高岸为谷，深谷为陵"，社会的翻滚彻底打乱了周礼所维系的礼法秩序，史称"礼坏乐崩"，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然就在此时，唯鲁国对儒家文化的尊崇有增无已，诗书礼乐文献完好，人称"周礼尽在鲁矣"，由此，鲁文化乃成了儒家文化的正宗，成了儒家文化的主体。
对儒家文化的最残酷的致命性打击，是秦始皇的"焚书"。
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年），始皇用丞相李斯之议，禁私学，烧毁"秦记"以外的列国史籍，"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杀头）"。
民间不准存藏，不准谈论，儒家六经中唯《易》为"卜筮"之书，未遭毁禁。
此举七年之后，即公元前年，项羽入秦，屠咸阳，烧宫室，"火三月不灭"，从而使博士官所收存的儒家典籍也全部焚毁。
至此，在春秋战国时代被推为第一大"显学"的儒家学说，真正成了无可寻觅的绝学。
汉兴，叔孙通制礼，目光又开始投向儒学，叔孙通率弟子以制礼之功，被拜为太常。
然此时仍不见儒学典籍，秦皇焚书之令似余威尚在。
汉惠帝四年（公元前年），始明令废除秦时"挟书者族（灭族）"之律，公开搜求儒家典籍。
至文景之世，又陆续开始召置儒学博士，时有荀卿门人浮丘伯传《诗》学，鲁穆生，白生，申公与楚元王刘交等从之学习，由是有申公鲁诗之学。
至汉武帝时，儒家典籍与学说的兴立，已颇成气势。
汉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年），明令召置《五经》博士，此乃汉武帝决心大兴儒学的第一道诏令。
然而此时，汉武帝的祖母，笃信黄老思想学说的窦太后尚在，武帝虽下诏令，亦暂时难以大行其道。
次年（公元前年），窦太后死，似乎为儒家学说的推行去掉了一大障碍。
又次年，即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提出建议：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度，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
这就是影响历史两千余年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武帝采纳这一建议，自此，儒家思想学说立刻升至社会思想领域的顶层，成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
儒家经学随之成为社会文化发展的主流，经学博士广泛兴立。
至西汉宣帝，元帝时期，《易》有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氏四家。
《书》有欧阳氏，大夏侯，小夏侯三家。
《礼》有戴德（大戴），戴圣（小戴），庆普三家。
《诗》有鲁，齐，韩三家。
《春秋》有公羊派严彭祖，颜安乐及谷梁三家。
汉武帝时期的五经博士，已衍为"十六家"博士。
儒家经学的发展，可谓大兴于时矣。可见，汉代儒家经学，确使先秦时代以"邹鲁文化"为主要标识的儒家学派，大大发扬了。
三：刘向校书，古代典籍的历史性总结
古代最早的典籍，相传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春秋楚左史倚相就以"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而深得楚王赞誉（见《左传·昭公十二年》）。
一则这些典籍未见传世，二则对其内容所指亦说法不一，或云《三坟》为伏羲，神农，黄帝之书，《五典》为少昊，颛顼，高辛，尧，舜之书，《八索》即八卦，《九丘》即九州，但并不可信，当是后人附会之说。
故对此类典籍已无可评说，甲骨卜辞产生于殷商时代，此时才是我们可读文字的起始，一般说来前此怎能有典籍存在？
而甲骨卜辞虽系文字记录，亦很难视作典籍，何况它的发现尚在清朝末年？
可见，今存最早的古代典籍，大致就是《易》，《书》，《诗》等。
《易》若源于伏羲之"八卦"，自然最早《书》有《尧典》，《舜典》，姑不论确凿与否，其时亦在五帝时代。
《诗》有《周颂》，《商颂》，叙其起始，亦皆溯源至五帝时代。
我国古代典籍第一次大规模整理，当是孔子编订《六经》。
史家司马迁写道："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
这就是《书》，班固亦云："故《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汉书·艺文志》）
依《史记》，《诗》亦孔子删订，"《礼记》自孔氏"，《易传》也传为孔子所作，《春秋》则明确为孔子编撰，可见，孔子确是整理古代典籍的一大功臣。
然孔子所定，都具有特定的标准，均贯穿了儒家的基本思想观点，故其所整理，只是儒家典籍《六经》。
孔子之后，列国纷争，诸子蜂起，各呈异说，一时间文献大增，儒家典籍的辅翼文献，也多有出现。
及秦皇焚书，项羽火烧咸阳，又使大部分历史文献几乎灭绝，所以，汉兴，仍需重新搜求，这就是自汉惠帝四年开始的陆续收求文献的工作。
武帝时代，更倾力搜求，"於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其时地方王侯河间王刘德也大力求书，其所得，竟与汉之朝廷相当。
书虽增多，并未有人系统整理，只是置于阁馆存藏而已。
至西汉成帝时，再一次大寻典籍，"使谒者陈农求遗书於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
如果说孔子时代只是整理了儒家典籍，这一次则是全面整理既存的全部典籍。
因此，这次校理，对于此后我国文化的发展，实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这次校书，总负责人就是刘向，"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
这就是刘向的《别录》，事未竟，刘向卒，其子刘歆承父业，乃在刘向《别录》的基础上辑成《七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还有集诸书总要的《辑略》。
班固撰《汉书》，就是依《七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而写成了《艺文志》。
汉时所存在的古代典籍，可谓尽在其中，"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见《汉书·艺文志》）
由刘向校书，方理清了古代文献的"家底"，使古代文化真正汇聚为一个整体。
而这正是"汉文化"对古代文化发展所做出的最大的贡献之一。
有汉一代，作为我国历史上一个横贯全境，历时甚久的时代，它上承先秦，下启隋唐，既承接了前此之全部文化，又为后世文化的全面发展建立了良好的基础，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全部历史上，汉代确是一个贡献极大的辉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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