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国与国际社会共同对抗人类这一共同敌人。在疫情爆发之初，不少国际友人曾向武汉等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伸出援手，其中尤以日本社会的捐赠活动及其支援物资上所附汉文诗句，给人以最深刻的印象，且引发了中国社会各界人士的热议。这一现象除了表现出中日两国同处东亚文化圈，同文同种，在诸多方面能感同身受外，也体现出了诗歌对于人和社会的特殊意义。
宇宙、天地、人类到底是何种存在？古往今来皆是大哲、诗人们在面对的问题。宋代哲人张载曾言为学宏愿始于“为天地立心”，为什么要为天地立心？因为天地本无心，广漠虚无，而人使之有心，从而有了色彩、温度与冷暖，人在其中才是人的世界！相关思想震铄古今。在为天地“立心”的过程中，除了需要理性哲思外，也需要文学的参与。文学具有强大的创造力，能“克服”世俗庸常的沉沦。且在文学的各种样式中，尤以诗歌最具开拓力，可以重造“宇宙”“天下”“邦”“乡”“家”“身”等各层面的风景与境界。此次日本捐赠物资上所附四首诗歌和引起的人心震动，正是对此的全方面呈现。
“风月同天”对自然殊象的人文同化
隋唐是继汉朝之后，中华文化东传日本最为活跃的历史时期之一。在相关交流中，又以佛教文化的流转最为兴盛。当时日本民间还流传着这样的传说：中国南北朝时期陈朝的惠思禅师在圆寂后，转世托身为圣德太子，后者有此因缘，故积极派遣遣隋使，引进中华先进文化，使日本迎来了飞鸟时代。圣德太子仰慕中华文化，同时也笃信佛教。在他的弘扬下，佛教文化在日本如春之樱花盛开，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皆浸沐其中。唐朝初年，天武天皇的孙子长屋王也是其中之一。他曾深受天皇重用，连续超迁，最终官至宰执，在执政期间曾委托遣唐使赠送千件袈裟，供养于中土的高僧大德。每件袈裟上皆绣有四句偈语，即“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他对中华文明、佛学文化的神往之情溢于言表，但也一语成谶，不久便陷入了政治争斗漩涡，最终受诬告而被迫携妻子自杀。长屋王死后，时人哀之，但他的诗的生命并没有随之终结，在其诞生的那一刻便已结下了二十年后中日文化进一步交往的“因缘”。
根据唐时日本学者真人元开所撰《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日本虽传习佛法良久，制度却不完备。当时中土佛教界皆以戒律为入道正门，若有不持戒者，为僧侣所不齿，但日本并没有德高望重的授戒人。为解决该问题，荣叡、普照等学问僧便跟随遣唐使留学，同时邀请高僧大德往扶桑主持授戒。然而当时中国正值开元、天宝盛世，天子又敬佛道，扶桑远在东之尽头，其中沧海淼淼、烟波浩漫，航渡百无一至，性命福祸难知，因此几乎无人愿往。后来，荣叡、普照二人前往扬州大明寺，拜请鉴真和尚。鉴真是当时江淮一带远近知名的授戒大师，据史籍记载此前在其足下剃度得戒者已有四万余人。在得知荣叡等来意后，被他们的赤诚和长屋王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所感，鉴真发愿前往。弟子祥彦见此，率先应和，此后原本迟疑的僧众皆呼应跟随。
鉴真和尚前往日本传法之旅并非一片坦途。因受唐朝限制，他们没有取得“过所”，只能以偷渡方式前往。在此后的十二年里，多次出航，却因被告发逮捕、海上飓风、触礁、沉船等原因，皆无功而返。尤其以第五次出行最为惨烈，当时船只从扬州起航，后遭遇大风而失控，只得随波逐流，海上漂泊长达十四天，淡水用尽，一众性命垂危。后幸得靠岸，登岛方知已漂到了海南。之后由海南到广州，进而重返扬州，一路艰辛。其间邀请他的荣叡积劳成疾去世，普照因故离开，第一个表态支持鉴真前往的弟子祥彦也中道病卒，鉴真受此打击，双目渐渐失明。据史籍记载，在鉴真的前五次出行中，先后有三十六人死于船难或伤病，二百余人退出。但这些始终无法动摇鉴真的东渡之愿。第六次，在不顾唐玄宗拒绝其出国的情况下，仍乘坐遣唐使船只，终达日本，得成其志。得悉鉴真到来，日本朝野震动。此后天皇封鉴真为“大僧都”“传灯大法师”，统领日本僧尼，为其建立完备的戒律制度，也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传下了一段不可磨灭的佳话。
回顾鉴真东渡之行，可知长屋王的“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是其发愿的机缘，以致此后百折不挠。但这句偈语究竟有何特别，拥有如此催人奋进的力量？想来长屋王在作此诗时，应该是想到了圣德太子的传说，诗中表达有他希望中土高僧转世扶桑或自己来世生入华夏之愿。除此之外，也是更为重要的，在于该诗所蕴含的佛法境界与人间真谛。
《华严经》所说的“万川印月”，是该诗意境的源头之一。“山川异域”喻指宇宙广漠，天南地北，物态殊象，这些如同一堵巨大的无形之墙，隔绝出不同的界域，同时它们也成为了不同的视域对象，使得身在异域中的人生活不同、语言不通。这种割裂与分别，透露着冰冷、孤寂、凄清与无奈。“风月同天”，则是说我们在同一片天空下，拥有共同的“明月”，不论何时何地都可共同仰望。“风”则是天地间的自由之子，从日本到中国也只是时间的问题，它可以吹来彼此文明的气息。可以说那轮“明月”就是人心，“风”便是我们自由交流的信使。山川等物态景象的隔绝，终究无法也不能阻止我们在同一个“世界”里感同身受。
在这一文化的熏陶下，唐诗也体现出了这种宇宙一心、跨越时空的境界。如孤篇压倒全唐诗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以及张九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等等。在这里，明月穿越了时间与空间，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绝。到了宋代，朱熹则化用“万川印月”，说他的“理一分殊”，则是诗与理的再次交汇，也是再度让我们体认到我们拥有同一片天空、同一个道理、同一颗人心。因此“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一句震撼人心的话！无怪乎鉴真大和尚从此发愿东渡扶桑。
另外，此次日本富士山县捐赠辽宁救援物资上所附化用《千字文》而作的小诗“辽河雪融，富山花开；同气连枝，共盼春来”，则是将“为天地立心”完全具象化了。辽河与富山物态决然不同，不正是“山川异域”吗？但天地一气，东风吹来，雪融花开，所迎为同一春天，所持都是同一赏花心，这不正是“风月同天”吗？
“何曾两乡”对社会人情世故的冲和
王昌龄是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他早年家境贫寒，常半夜醒来独坐榻上，暗自流涕，为家中无米、无力供养父母妻子而黯然神伤（《上李侍郎书》）。少年时，一边渔猎耕种，一边苦读经书。其间最为惬意之时，便是偶尔偷得半日闲暇，在长安灞陵下的江边小涧垂钓，即所谓“林卧情美闲，独游景常晏。时从灞陵下，垂钓往南涧”（《独游》）。开元十五年，得中进士，“授秘书省校书郎”，从此走上仕途。但他的仕途并不如意，起起伏伏，一贬再贬，最终在安史之乱时，被濠州刺史闾丘晓杀害。
王昌龄能诗能文，身前便名声大噪，与王维、李白、杜甫等皆曾同游，唐人称其为“诗家夫子”“七绝圣手”。中唐时，日本学问僧空海法师（亦名遍照金刚）随遣唐使游学中土，归国时带回汉籍多种，其中就有《王昌龄集》。他的诗歌也由此开始散播于扶桑，今日又借抗疫捐赠物资标贴之机传回故乡，重新唤起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心灵意蕴。
王昌龄的边塞诗为人所熟识，如“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边塞》）、“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等，皆为稚童耳熟能详之作。这些边塞诗既有反映唐朝将士的勇武，也有批判统治者的好大喜功，豪迈、壮烈、悲凄皆蕴意其中。除此之外，他的送别诗感情真挚，“量多而质高”，如“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芙蓉楼送辛渐》）便是名例。至于他的妇女诗，则艺术手法多变，细腻入微，亦多有佳篇传世。如“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乱入池中看不见，闻歌始觉有人来”（《采莲曲》），读之便有诗中歌声萦于心头，绕梁三日。
此次日本社会捐赠物资所附即为王昌龄的送别诗《送柴侍御》，全文为：“沅水通流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王昌龄写此诗时，正处于其人生的第二次贬官——贬谪龙标县尉。龙标即今天的湖南黔阳，当地有沅水，亦即沅江。柴侍御，应是他的好友旧交，同是宦海沉浮之人，至于具体为谁，已失考。柴侍御此次将离开龙标，前往数百里之外的武冈，虽未知缘由，许是迁任该地。王昌龄因贬谪，身在异乡为异客，柴侍御则是他在异乡所遇故知。两人同事多年，将要分别，王昌龄劝说不必伤感，虽两地隔着崇山峻岭，但沅江通波，云雨共沐，且明月所照，皆为故乡，心同一月，更非两乡。
在此诗中，开头依然有“龙标”与“武冈”的两地分别与分割，但已不是《绣袈裟衣缘》里的“异域”，只是“两乡”。在“宇宙”“天下”“邦”“乡”“家”“身”的格局中，“域”在宇宙之下、天下之中，但超越“邦”。“异域”给人更多的是一种荒芜的隔绝，中间的时间与空间隔阂感是底色，透露着巨大的天然殊象，使渺小的人难以通达与共情。“乡”则在一国之内，“两乡”已没了自然殊象，透露着人气，有着社会性内容。且它们在邦国主流文明教化下，彼此间的差异可能只是风土人情略为不同。在这种景象中，“明月”也是人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理同此情。有此“明月”，则可穿越“两乡”的人情世故之隔，如在一乡，消息相通、志趣相投、气息相感。
“与子同裳”对个体隔阂的打破
秦人的祖先伯益曾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赐姓嬴氏，其后代多杂居于西戎。后人非子侍奉周孝王，因在汧水渭水间养马有功，获封于秦邑，但也只是周之附庸。周宣王时，天子任命非子的曾孙秦仲为大夫，征伐西戎，后者战败被杀。到了周平王东迁时，秦仲的孙子襄公护卫有功，被外封为诸侯，但平王所赐封地是已被犬戎占据的歧丰之地。为此，秦开国初期的几代君主奋力开拓，虽多战死沙场，但也终有西周王畿旧地并俯控戎狄。秦国被封为诸侯，于是有了在《诗经》“国风”里出场的机会。《无衣》便是《秦风》里的篇章，全文为：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关于该诗的内涵解读，存在一个变化过程。《毛诗传》指其为讽刺之作，刺周王穷兵黩武，秦君急于邀功、不恤民生。《诗经》里的国风所收“夷、厉、宣、幽”之世的作品多为“变风”之作，因为当时处于衰乱之世，诗人发言多为讽刺之诗。秦立国恰逢西周末世，又在乱局中开拓疆土，即使身为主君，也多战死沙场，则将士百姓死伤更不可胜计，那时民生凋敝，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确是实情。故《秦风》里的篇章也大体是“变风”之作，《黄鸟》等是不争之例，即使是从宋代朱熹开始被定为男女恋曲的“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蒹葭》也本是刺君之诗。
《无衣》本是再现君主对将士百姓的训诫场景：你怎么能说没有衣服？我与你穿得一样！现在天子要发动战争，你赶快修治好我的戈矛！你不要害怕，我将与你一同冲锋陷阵！内容上记录的是秦君向将士百姓训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且身为领导的我与你同甘共苦、身先士卒，还有什么可迟疑！形式上所展现的重章复沓手法也非艺术加工，是现实生活中常常会出现在相关场合的强力诛心排比句。在这里周天子的暴虐无道，秦主的好大喜功、急不可耐、威逼利诱、道德胁迫等都跃然纸上，而将士百姓的饥寒、惶恐、无奈也都隐衬在笔端。
当然，所谓“讽刺”并不是歇斯底里、毫无体面的咒骂，始终是“哀而不伤”。本诗所截取的生活画面，咋看之下好像并没有直接说什么，只是展示秦君的强力与激切，可能最终将士百姓会被其“道德”激励，使民气可用，或者士卒虽无可奈何，也只能与之同往同死。但无论如何，诗人背后的忧伤都在于“生灵涂炭”，其意在于劝诫君王如有恻隐之心，当自损其邀功、嗜血之欲，如此无辜饥寒、可敬可爱的人民，岂忍驱之入死地！这就是《诗经》里的诗人们共同拥有的品德与格调，即“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不过，诗人总是低估君主的冷酷无情、无耻狡猾，此诗诞生不久便被异化为“尚勇”之作。他们将诗歌的语境与人物关系加以转化，使之不再是上位者对下民的训斥，变成了底层士卒彼此间的相互激励。诗歌画面因此突变，进而被解读为将士衣不蔽体、饥寒交逼，但同仇敌忾、枕戈待旦，突显所谓不畏牺牲的精神。如秦哀公曾为申包胥赋《无衣》，以激励秦军出征（《左传·定公四年》）。此后汉代的班固、宋代的朱熹无不以此诗论说秦人本性好战，“（秦地）民俗修习战备，高上勇力”（《汉书·赵充国辛庆忌传》）、“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诗集传·无衣》）。如果诗人泉下有知，估计也是无颜见诗中亡魂。
当然，转化后的诗意虽然遮蔽了许多《诗经》固有的伟大精神，但它之所以能流传千载而不绝，也在于我们对于它有一个最大共识：诗中表露出兄弟之间患难与共、共克时艰，情比金坚。如果脱离具体语境，“患难”“时艰”可泛化为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各种困难。那么在日常相助中，化用“岂曰无衣，与子同裳”一句则最为妥帖。若断章取义，单独来看此句，相较于前面的穿越“异域”“两乡”而言，“衣裳”已融入到具体的日常生活中，具象而细微，它打破了“身”与“身”的个体隔绝，肌肤相触、冷暖皆在其中，可谓零距离的“感同身受”。日本友人在捐赠物资上剪贴此句，表现出了他们的得体与涵养，更表现出了当前我们所面对的大患是每个个体的共同之敌，又何以分别心而隔绝彼此呢？
语言是思维的显象、文明的结晶。在一个具有悠久历史文明的国度，我们更应学习“诗”以及诗篇中的真意，当人人心中有诗意，无韵也是离骚，此即“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作者：陈成吒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