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是在公元前四世纪，也就是我国历史上战国时代的后期，继《诗经》古朴的四言诗体之后，产生在中国南方楚国地方的一种新诗体。它的奠基者和代表诗人是楚国伟大的诗人屈原。屈原和楚辞的出现，不仅使《诗经》以后沉寂了近三百年之久的诗坛重新复活起来，因在《诗经》以后就没有产生什么诗歌作品了，而楚辞的出现，使它以突发的异彩，更新的更美的歌声，开始了中国诗歌史上《诗经》以后的第二个重要时期。楚辞，就是楚地的歌辞。它是一种具有浓厚地方色彩的新诗体。宋代研究楚辞学者黄伯思曾经对楚辞进行过解释，他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校定楚词序》)“屈、宋诸骚”中，屈指屈原，宋指宋玉，骚指楚辞体的作品，楚辞体作品后来被称为骚体(因屈原有一篇著名作品叫《离骚》，于是就以它为代表，把楚辞的作品称作为骚)。楚辞这个名称真正确立是在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代文献，就把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汇集成一个专集，就称为《楚辞》。从此楚辞这个名称就一直流传下来。楚辞的创立者应该是屈原，但它也不是凭空而生，而是在我国南方区域性文化基础上发展和产生出来的。首先，楚辞的产生与楚地的民间文学，所谓楚声和楚歌有着直接的关系。楚声就是指楚地的音乐、乐调，楚歌就是楚地的民歌。战国时代，楚国地方特有的乐曲象《涉江》、《采菱》、《劳商》、《九辩》、《九歌》等名目，我们还可以从楚辞的作品当中看到，这些乐曲都是楚地南方所特有的。在屈原的《离骚》中就有“启九辩与九歌兮”，启指夏禹的儿子夏启，说他演奏《九辩》和《九歌》。另在楚辞《大招》中提到“伏戏‘驾辩’，楚‘劳商’只。”“驾辩”、“劳商”，都是楚地所特有的歌曲名称。另外，对楚辞体形成影响最大的是楚地的民间巫歌。据历史记载：“楚人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楚地的人是迷信的，“信巫鬼，重淫祀”。巫鬼就是巫人装神弄鬼，巫是古代专门管祭祀的，跳神的迷信职业者；淫祀就是多而滥，什么神都祭。他们“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即用唱歌、奏乐、跳舞来娱乐神灵。这种流行在楚地民间巫歌，往往是带有丰富的幻想，富于浪漫情调的。由于歌、舞、乐结合在一起表演，除了抒情外，还插入一定的故事情节，而且语言活泼，节奏鲜明，结构上比一般诗歌宏阔，结构上还讲究起伏。所以楚地巫歌对楚辞的创造有直接影响。屈原的《九歌》、《招魂》就是在巫歌的基础上写成的。除了巫歌的影响，战国时代纵横家铺叙华彩的言词，和当时记载这些言词的繁词华句的散文作品，对屈原的楚辞也是有影响的。实际上，当时郁然勃起的散文，无论从宏阔的篇章，汪洋恣肆的气势，自由灵活的句式，以及接近口语的虚词的运用上，对屈原的楚辞地形成和发展，无不起着重大的启发作用和影响。如果拿楚辞所表现出来的进展，还是很明显。如《诗经》中多以四言诗为主，篇章较短，风格朴素，而楚辞就不同了，楚辞的结构篇幅都扩大了，句式是参差错落，更富于变化，而感情的奔放，想象力的丰富，文采的华美，风格的绚烂，都与《诗经》的作品有显著不同，一般来说，《诗经》是产生于北方的诗歌，它代表了当时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而楚辞则是南方楚地的乡土文化，是我国当时南方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诗经》只是我国历史上早期的文学作品，它主要属于群众性的集体性创作，因为它大多是民歌，它是靠口耳流传，虽经过加工写定，但大体上仍保存着原来浓厚的民歌色彩。楚辞就不同了，属于文人的作品，是屈原吸取了民间文学的营养而加以创造性的提高的结果，所以它和民歌是不同的。楚辞的产生可以说是我国诗歌与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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