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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朗诵诗及其创作
作者：炼虹
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
“经过四十多年的实践，我常感到：有些诗虽然写得不错，词句很美，含义很深，却只能看，不能朗诵—朗诵出来，人家听不懂，效果很差；而有些诗看来平平，都是‘大白话’，但朗诵效果却很好。于是，我悟出：诗有两种，（无论新旧）一种是供阅读或阅览的，诉诸视觉的，耐看的；一种是供朗诵或朗读的，诉诸听觉的，易解的。它们各具所长，各有千秋，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不能偏废，必须两条腿走路。”
这个观点，其实并不是我一个人的，而是好多人的，如鲁迅先生就早说过：“诗歌虽有眼看的和嘴唱的二种，也究以后一种为好。”又如“左联”时期的“中国诗歌会”发起人之一任钧同志也有类似的说法。我不过改了两个字—把“嘴唱”改为“朗诵”罢了。严格或确切些说，“嘴唱”应更广泛些——是指全部说唱文学或口头文学，它可以包括朗诵在内。
那么，我为什么又说是自己“悟出”的呢？的确，在我来说，是通过多年实践才“悟出”来的，一点不假。或者也可以说，以前虽知道鲁迅先生、任钧同志讲过那些话，却感受不深。
后来，我曾朗诵过一些只宜看，不宜朗诵的诗，效果不好，得到了教训；也朗诵过一些不宜看，只宜朗诵的诗，效果很好，受到了启发，才进一步“领悟”了。
但是，始终不悟的，还大有人在。我在上述那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有人看不起朗诵诗，说它直、白、浅、露，一览无余。
他们不承认朗诵诗的存在，睁眼不看朗诵诗是文艺百花园中的一个品种。片面强调‘诗忌直、白、浅、露。’不了解朗诵诗是诉诸听觉（听）的，并非诉诸视觉（览）的，正是要求直、白、浅、露。否则，曲、晦、深、隐，而时间转瞬即逝，听了来不及想一想，岂不是‘一听无余’吗？
当然，这里讲的直白浅露，不是平直无文、淡白无味、浅薄无聊、暴露无物；而是直而不平、白而不淡、浅而不陋、露而不空，最好做到明朗又含蕴，浅出而深入。”那就既能听，也能览了。
例子是举不胜举的，如旧体诗中：贺知章的《回乡偶事》，王之涣的《登鹤雀楼》，孟浩然的《春晓》，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李白的《静夜思》，杜甫的《春望》，孟郊的《游子吟》，李绅的《锄禾日正午》等；新诗中：郭沫若的《女神》，臧克家的《烙印》，艾青的《大堰河》，田间的《给战斗者》，贺敬之的《回延安》，郭小l川的《致青年公民》，陶行知的许多“大众诗”，都是脍炙人口、容易记诵的“明朗又含蕴”、“浅出而深入”的典型。
当我们阅读或阅览诗（诉诸视觉）时，可以停留，多看几遍，反复咀嚼，仔细揣摩，便不妨用书面语，写得更含蓄、更曲折些，切忌直、白、浅、露；而当我们朗诵或朗读诗（诉诸听觉）时，不能停歇，一听而过，未及细想，无从回顾，得用口头语，写得浅显明白，容易理解，切忌曲、晦、深、隐。
至此，我们可以作答了——
朗诵诗和阅读诗区别在于：前者是诉诸听觉的，属于口头发表的听觉艺术，拥有其听众；后者是诉诸视觉的，属于纸上发表的视觉艺术，拥有其读者。它们各有分工，互为补充。朗诵诗和阅读诗各自的特点是：前者用口语写作，通俗明朗，一听就懂，能立即使听众受感染、动感情；后者多用书面语（或与口语混合）写作，精雅深蕴，想过才懂，越想越有味道。
弄清了区别和特点，怎样选择适合朗诵的诗这个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即：选择符合朗诵诗要求的就是。
拿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来说吧，其中的《风》是民歌民谣，是用当时的口语写的，又与现代口语相近，大都能朗诵；《雅》、《颂》则是庙堂文学，文绉绉的，只能细看。
至于诗人的诗，上自屈宋陶谢、李杜苏辛，下至六十多年来的新诗，凡是口语化、一听就懂的，宜于朗诵；凡是文气重、听不大懂的，只能阅读，慢慢去领会、欣赏，就不适合朗诵。
关于朗诵诗的选择问题还有些要谈的，因已有专家写的专文，我就不再赘述了，可以参看朱琳同志所著《朗诵初步》（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最后一节和曾昭祥同志写的《怎样选择朗诵材料》（载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朗诵艺术这朵花》一书）。
我们已知道朗诵诗是诉诸听觉的，因此，我认为在创作上只有从这点出发，注意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才能写出好的或比较好的朗诵诗来。
第一个应注意的是要使人听得懂。
我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和现代大众诗人陶行知写了诗，先念给老妈子、小孩子听，听不懂的就改，直改到“妇孺皆解”为止的故事，是家喻户晓的。
俄国大诗人普希金也是这样，他的许多作品，都首先要念给他的保姆听，尽量把华丽的词藻改为朴素的口语，直到她完全听懂才算通过。
白居易是我国古代诗人，普希金是外国近代诗人，我生不同时，未曾目睹；陶行知是现代大众诗人，我有幸师从，亲眼见过他写诗改诗。
记得年秋，为了准备欢迎周恩来同志来我们育才学校指导，陶先生早就写了一首《荷花舞曲》以示我校师生象荷花出污泥而不染一样，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污浊环境中保持高洁坚贞的革命气节。
这首诗由学生谱曲编舞。在排练时，罗昌遐同学因年纪太小，不识“团”的“圈”字，老是把“天上团圈月，地上团圈叶”唱成“天上团团月，地上团团叶”，大家又好笑，又好气。陶先生知道后说：“改得好，改得好”，便照改了，还称罗昌遐是“小先生”。这种为求通俗易解，虚心改诗的精神，是值得写诗，特别是写朗诵诗的同志学习的。
普希金称他的保姆是他的第一个诗歌老师，陶行知也曾说“顶靠得住的先生是大众的耳朵”，他们都是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的模范。我们也要象他们那样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深入到群众中去，和他们交心谈心，并勤于记录、整理，进而熟悉、掌握。所谓熟能生巧，便会运用自如了。
第二个应注意的是要使人听得进。
光讲大道理、说教、喊口号、发号召不行，听众不欢迎；但光迎合部分听众的低级趣味、投其所好更不行，那是放毒甚至犯罪。我们要设想年龄、性别、职业、修养、爱好等不同的具体对象，给以相应的激励、引导、启发，使他们能理解、接受、喜欢，才能起作用，收到预期效果。否则，将是无效劳动。
曾昭祥同志在《怎样选择朗诵材料》一文中有这样一段：
“我曾到一小学参加朗诵会，由于事前未考虑到听众具体对象，开头我朗诵了一首在成年中受欢迎的散文，但小朋友不感兴趣，喧闹之声四起，教师也无法制止。第二首是一篇儿童诗，台下的儿童听众肃静无，集中精力静听。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考虑对象的重要。”
这虽是谈朗诵的，但对朗诵诗的创作也有参考价值。
第三个应注意的是要使人听得清。
诗的结构，必须线条单一、脉络分明、层次清楚、逐步展开。否则，线索过多、脉络不清、层次紊乱、跳越太大，听众会摸不着头脑，感到茫然无绪。
第四个应注意的是要使人听得美。
韵律、节奏是诗歌的音乐美，是区别于散文的要素之一，必须讲求，但不只是指押韵和形式一律，那都是外在的；还要包括不押韵、不一律的内在韵律和节奏。形象、意象是诗歌的绘画美，必须借助，才能使诗有立体感，似可捉摸，以加深印象。还有，结构、布局是诗歌的建筑美，也要匠心经营。
第五个应注意的是要使人听得有趣。
首先是情趣。诗是抒发感情的，朗诵诗更要以情取胜，可以痛快淋漓地直抒胸臆，尽情发挥。其次是理趣。含有哲理，给人启迪，但要浅显明了，不可深奥古僻。再次是象趣。前面已谈过，不重复了。又次是谐趣。在写讽刺性的朗诵诗时，要用俏皮、诙谐、幽默、滑稽、酸涩、辛辣之词，使人感到可恼、可恨、可鄙、可弃、可笑、可怜或啼笑皆非、悲喜交集。不要使人觉得干瘪、刻板、枯燥、乏味。
第六个应注意的是要使人听得满意。
朗诵诗是朗诵给广大人民群众听的，必须写他们关心的事情。诗人是人民的代言人，要说出人民想说的话，道出人民的心声，表达人民的欢乐和痛苦，反映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诗人又是时代的歌手和号角，要写出时代的精神，体现时代的风貌，唱出时代的声音。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演出郭老的历史名剧《屈原》，每晚散场，只听到一片《雷电颂》之声响彻大街小巷，震撼了整个山城！那是因为在当时，人民生活痛苦不堪，《雷电颂》正代表人民向反动统治者作了强有力的控诉和押击。解放战争时期，在国统区常听见人们在朗诵艾青的《黎明的通知》、《太阳的话》等诗，象听到在传递着胜利的消息一样。
那是因为苦难的人民正期待着象征自由解放的黎明和太阳的到来。现在，要是把如何建设两个文明、建设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朗诵诗写好，朗诵起来，一定更受欢迎，更令人满意。
朗诵诗的创作上应注意的事项还有不少，但主要的就是上述这些了。
从诗歌发展史来看，朗诵诗先于阅读诗，因为没有文字记载之前，只有口头创作，口头发表—以吟唱（包括朗诵）的方式流传；即使在文字发明之后很久，诗歌还是以吟唱为主，所以我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屈原和希腊最伟大的诗人荷马都被称作行吟诗人。
行吟（包括朗诵），源远流长，生命力强，接触面广，影响甚大。苏联马雅科夫斯基到处朗诵他自己创作的诗，其价值，永远存在于苏联的革命历史中！我国的新诗朗诵运动也有过几次高潮——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初期，“四五运动”前后。今天，面临我中华振兴和腾飞的伟大转折时期，也一定会掀起更大的高潮来，且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声境界》平台扫描校对）
炼虹
原名刘文苇,四川泸州人。40年代参加过《诗焦点》编辑工作,现为浙江文联专业作家。著有诗集《红色绿色的歌》、《给夜行者》、《向着社会主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