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寻找“最早的中国”，确立“中国”概念诞生的最初地点，是中国历史研究与中国考古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一个目标。纵观中国古典文献，出现“中国”概念最早的记录，就是《诗经民劳》中的“惠此中国”，而且极具“中国”概念的历史意义与文化意义。
虽然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有“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乂民”的最原始记录。但其本义究竟是“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乂民”，还是“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乂民”，尚有待深入研究。因青铜器为周康王时期器物，中的“宅兹中国”，也并非一定早于《诗经民劳》中的“惠此中国”的年代。这也将是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未来最重要的一项研究内容。对于其中的缘由，正是本文所要论述的内容。
商末周初，不仅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发生的波澜壮阔历史事件，大大促进了中国南方与北方、中国东部与西部文化的融合，最终形成了原始“中国”概念的产生，并成为中华民族永远的国号与荣耀。
商末周初的历史，集中体现在周武王与周公两人身上。周武王的历史事迹与功绩，集中体现在《礼记·乐记》中所记录的历史事件：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于中国也。武王克殷反商。周公一生的功绩与历史事迹，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
周武王伐纣灭商，是其历史功绩中的两大主要事迹，具体过程开始为北伐殷墟，消灭了商纣王；再而南征灭亡了“商奄”商王朝，殷商王朝就此彻底告别了中国历史舞台。周武王进而统一了中国南方地区，将中国南方地区纳入西周王朝的统治版图，使得周武王的功绩“盛威于中国也”。周公在周武王突然病逝后，第一年力排众议代周成王摄政七年，稳定了西周政权初建、武王病逝后而产生的混乱局面；第二年北伐攻克趁势反叛的殷墟残余势力；第三年南征“商奄”平定了由奄、淮、徐、薄姑组成的“四国”集团，并占据“商奄”城邑并将其经营为西周王朝统治东南地区的东都成周城，常驻“成八师”稳定了中国东南地区局面。
将殷商王朝的南都“商奄”经营为西周政权的新国都，是在周武王当初攻克“商奄”后即定下的国策。周康王五年的青铜器记录下这一历史：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自之乂民’。为了实现周武王的既定国策，周公东征在拿下反水的“商奄”后，周成王数次往返于宗周与“奄”之间，留下了《史记》《尚书》中的历史记录：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袭淮夷，归在丰；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
因此，将殷商王朝的南方中心城邑“商奄”经营为西周王朝的东南中心都城成周，是周武王、周公、周成王一以贯之的既定国策。如何经营管理好东都成周及成周周围的东南臣服诸侯国及人民，是周公行政七年的主要工作。只有实现了东都成周地区的稳定，安定团结广大东南地区的民众，才能实现西周王朝统治的稳固。为此，周公广泛采集商奄涂山地区的民风民俗，礼乐传统，在“六年制礼乐”，实现了“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的盛世局面。秦始皇焚书坑儒虽然毁灭了大量的中国文献史料，但秦国的《吕氏春秋》还是为我们保留下难得的这段历史记录：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可见，“周南”与“召南”作为《诗经》的起始篇章，产生于周公经营“成周”之南的涂山地区，是一个经得起历史文献记载与民风民俗验证的历史事实。“周南”的含义，不仅来源周公采风于涂山，而且包含了西周东都“成周之南”的中国历史与文化意义。被公认为《诗经》采集者的尹吉甫，在周宣王时期，更是被周宣王派驻成周城征收淮夷人的赋税，而来到了南淮夷管理“成周四方”。周宣王时期的青铜器记录下这一历史：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畮（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其隹我诸侯、百姓，厥贾，毋不即市，毋敢或（有）入蛮宄贾，则亦刑。从铭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周宣王时“成周”与“淮夷人”的关系，因西周政权对淮夷人的强势掠夺，而使得两者关系变得相当紧张。
当初周公经营成周时，“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的盛世局面已不复存在；因周公对成周的精心经营而形成的“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的天下太平局面早已远去。“王在成周”“东伐淮夷”“伐东夷”“伐南夷”，成为西周王朝中后期政治军事的主旋律。
周公在经营东都成周、代王行政时，采用的是什么行政举措呢？《诗经民劳》中诗文记载，为我们留下了最原始的记录：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无纵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远能迩，以定我王。
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无纵诡随，以谨惛怓。式遏寇虐，无俾民忧。无弃尔劳，以为王休。
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无纵诡随，以谨罔极。式遏寇虐，无俾作慝。敬慎威仪，以近有德。
民亦劳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无纵诡随，以谨丑厉。式遏寇虐，无俾正败。戎虽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国，国无有残。无纵诡随，以谨缱绻。式遏寇虐，无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谏。
周公作为当时的实际掌权者，拥有周王的最高行政权，而又不是周王。周公在成周行政时的目标与政策，在《诗经民劳》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又表现了周公自身身份的特殊性。《诗经民劳》反复陈述了新西周王朝在成周对人民的国策：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祈求富裕安定的生活；要给中国人民带来实惠，以安抚四方地区的民众；要远离小人，善待尊敬民众；要制止不良行为，崇敬高尚仁德的行为；要怀柔远方的民众，以稳定我王朝的统治，让我们的周王得以休息安心。
你们要在成周这里进行统治管理，要“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惠此中国，国无有残”，不要让“中国”失去周围民众的支持。因此，“此中国”即西周王朝统治管理东南地区的“成周”城，也是商王朝的旧都“奄”，是为了管理中国东南地区“四方”民众的中心城邑。
“戎虽小子，而式弘大”，“以定我王”表达了周公对自己的谦虚以及目标任务的弘大；表达了周公对人民的抚恤体谅，都是为了维护周王的统治。纵观《诗经民劳》全文，也只有周公的特殊身份，才能如此表述其胸怀人民，告诫统治管理者，为周王管理的努力行为。不论是周王自己，还是最高级贵族统治者，还是下层普通民众，都不能表达出《诗经民劳》诗意内容的特殊性。普通民众难有胸怀天下中国的雄心，贵族统治管理者不可有僭越王权的言行，周王本人不可能有“以定我王”“以为王休”的表述。
因此，《诗经民劳》的作者只能是周公，而无他人的可能；创作时间在周公摄政的五年到七年之间；地点在东都成周城；表述的对象为管理成周四方的周王朝的贵族管理阶级；目的为实现以成周为中心四方地区的安定繁荣团结；实现了“兴正礼乐，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的天下太平的盛世局面；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繁荣奠定了稳固的政治基础；为中国第一部民歌总集《诗经》的诞生，开创了宽松的文化氛围。在周公崇德崇文、兴正礼乐思想的治理下，在成周最终诞生了“最早的中国”，留下了诗情画意的四方湖，传承了历史悠久的“古城”，开创了“天下”太平的盛世，繁荣了《诗经》的“中国”礼乐。（作者：赵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