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诗词歌赋向来是我们了解一个时代的重要凭据：读《诗经·芣苢》可以了解先秦时期妇女参与农业采摘的情景，了解当时时代的重要作物；读《北征》可以感受下层贫苦人民在安史之乱中的悲惨命运。同样的，尽管写作于南北朝时期，但是《孔雀东南飞》一诗点明了“汉末建安中”的时间限定，正是汉代走向衰落之时。
因此，品读《孔雀东南飞》中各个主要人物的语言动作以及性格特点，对于辅助我们了解汉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作品中故事发展的“请谴一被谴—拒嫁一殉情”脉络中，焦母、刘兰芝为代表的女性群体和焦仲卿、刘兄为代表的男性群体在整个事件中的自我表现，所持的态度，所起的作用可以看到：汉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在家庭重要事务中决策权毋容置疑。
东汉名士樊英释“妻”说：“妻，齐也，共奉祭祀，礼无不答。”汉宣帝时京兆尹张敞，“为妇画眉，长安中传张京兆眉憔”等，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汉代人在家庭关系中男女平等的意识。班固也曾经强调：“妻，齐也，与夫齐体。”也正是基于汉代女性社会地位的普遍提高的基础之下，再去认识刘兰芝的“请谴”和“殉情”，就会发现刘兰芝选择的悲剧命运必然性。
从政治角度看，汉代作为中国帝国时代的初期，尽管有董仲舒等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努力，但是由于儒家的理念还较为淳朴，在社会上还没有特别广泛地流传开来，后世的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等对女性人格产生极大摧残的封建礼教尚未出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终汉一代女性较之后世所拥有的较高地位：从政治角度来看，参与政治活动是汉代宫廷女性生活的一大特色，汉代后妃频繁干政为其他朝代少有。第一个女性掌权者吕雉自不必说，汉代人对于吕雉的执政，亦视其为一代帝王，长久者影响着汉代的执政方针。
在称呼上，汉代有以母亲姓氏来称呼皇族子弟的习惯。如汉文帝的女儿馆陶公主，因其生母窦太后的缘故，被称为“窦太主”：汉景帝长子刘荣随母亲栗姬被称为“栗太子”；汉灵帝的儿子刘协，因由董太后抚养，称“董侯”。与此同时，汉代多有妇女封侯，得以拥有爵位和封邑的情形。如汉高祖刘邦封兄伯妻为阴安侯：吕后当政，封萧何夫人为郧侯……这些都体现了汉代女性在政治舞台上所拥有的极高筹码，具有相当的政治地位。
从经济角度来看，汉代妇女的较高地位是由于社会经济生活及劳动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所决定的。尤其是以丝绸为代表的纺织业更是以女性从业者为主流，如刘兰芝“鸡鸣入机织”“三日断五匹”，《陌上桑》的“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等著名的诗句充分证明了女性已经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已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与此同时该时期也出现了不少以女性为户主的现象，证明女性拥有独立养活自己及家人的能力，更充分佐证了女性地位较高的事实。
在文化角度来看，汉代在中国的历史上是艺术大发展时期，文化上广开包容、兼收并蓄。妇女的参与文化活动逐渐活跃，出现了以唐山夫人、班婕好、班昭、徐淑和蔡琰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汉代女性文人，班昭和蔡琰等人的作品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在中国古代史中几乎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黄金时代”。
我们据此可以认为汉代上层女性已具备很好的接受学识教育和艺术教育的机会和方式，为汉代女性自主意识的提高在文化启蒙上奠定了的基础。如刘兰芝“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正是这样一种开放包容，文化繁盛的社会风气的体现。
由于汉代女性在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显著贡献，使得这一时代的女性的自主意识逐渐提高和加强。在《孔雀东南飞》中，几位女性在作品中表现出或显或隐的自主意识，正是女性地位提高的无形的、深层的表现：
女性自主意识的觉醒
《孔雀东南飞》中，女主人公刘兰芝的自主意识表现得最为突出，在贯穿全篇的对话中，可以看到，刘兰芝对丈夫、公婆、小姑、兄长和母亲讲话时的态度与语气各不相同，正是在这种不同中可以感受到她勤劳、善良、备受压迫而又富于反抗精神的外柔内刚的个性。
“请遣”是其作品中自主意识的开始，虽然后人在成书“小序”中述为“为仲卿母所遣”，但在原文“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中可以看出，刘兰芝的自主意识非常强烈，当知道“君家妇难为”时，毅然“请遣”。焦母对儿子言：“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此“举动自专由”既是焦母对儿媳的评价，恰是这个评价准确地彰显了刘兰芝的富有主见和自主意识的觉醒。随着事态的发展，又从刘兰芝“严妆辞婆”的穿着打扮“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踏。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来表现其自信、自尊的美丽形象。刘兰芝的自主意识还从家母的言辞中可见一斑：“阿母谢媒人，女子先有誓。”自己的母亲对女儿的选择没有办法说服，只有辞谢媒人，“老姥岂敢言”。对自己的兄长的劝说，“兰芝仰头答”，没有丝毫的怯懦之态。就连在即将走向死亡时，也是表现得让七尺男儿羞愧不已，作为一个刚烈的女性，先于自己的丈夫选择了死亡“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才有了焦仲卿的“自挂东南枝”。
强权母亲的控制欲
焦母在作品中不但是女性在家庭地位提高的代表，而且是女性强权形象的代言。从对儿子和几媳的言语和态度中凸现其对儿女婚事的强烈支配欲望。应该说，在“请遣”和“被遣”之间，一个是家庭中的女性强权家长，一个是自尊和自主意识强烈的儿媳，是两个同样优秀的女性之问的较量。
遣送如此出色的儿媳只是“何乃太区区”，“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当焦仲卿给妻子辩护时，焦母“槌床便大怒”，叱责儿子“何敢助妇语”。就在刘兰芝辞谢“上堂谢阿母”返回娘家时，焦母仍然是“阿母怒不止”，寥寥数语将一个蛮横、跋扈和强权的女性形象呼之欲出，与当代热点的“婆媳之争”如此相似，描写得惟妙惟肖，让现代人也具有很强的代入感。从侧面也反映出汉代女性地位与当代社会更为接近。
父权与夫权的暂时失语
在刘兰芝与焦仲卿的婚姻大事决策中，作为男性的群体的焦仲卿父子和刘兰芝父兄所代表的父权、夫权表现出的“失语”及其突出和明显。《礼记》曰：“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焦母就应该听从儿子的，岂能听任母亲将爱妻打发。刘家的情形自不待言，“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刘父和刘兄在家庭大事中的失语显露无遗，刘母在文中虽然没有亲家专横，但其在家政大事中的作用和地位也是不容忽视的。
“阿母谢媒人”“阿母白媒人”，刘兰芝的二次提亲都是其母在张罗和出面，而未见其父。再看刘兄其对妹再嫁之事的态度：“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仅仅是无奈和怅然的、甚至语重心长的对其妹的选择做了入情入理的权衡和判断，根本没有“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的现象发生，看来只是刘兰芝给焦仲卿稍加压力而已。刘家男性岂有“暴如雷”和“逼迫”之情，刘氏男性在家政大事中的失语是一种暖暖的家庭温情，与现代的诸多婚姻情形亦有共通之处。
最后
总结而言，刘兰芝生在汉代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之下，培养了她自尊自强的自主意识，促成了她敢于追求自我，追求理想爱情的勇气，但也正是这种真实的人性渴望加速了刘兰芝在封建社会的陨落。如刘兰芝再嫁，则像其夫所设言“卿当日胜贵”，其兄所想“足以荣汝身”。面对世俗所趋的荣华富贵视若浮云，为了自尊和追求爱情，宁可舍弃一切，甚至生命。
刘兰芝的抗争只是一种合理的人性要求同违背这些要求的封建礼教之间的一种不自觉而且没有出路的冲突。因此，她的死，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的产物。刘兰芝作为东汉时代女性中的佼佼者，具有自主意识和反抗精神的时代女性，毅然选择了“举步赴清池”的结局，体现了她追求自由追求美好爱情的崇高理想和决不屈服的性格，唱响了一曲凄美缠绵、婉转动人的爱情赞歌。令当时“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后人扼腕叹惜，经久咏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