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衣带水的日本友人，把写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的物资寄给我们的时候，那些有温度的古诗词，不仅让我们感受到寒冬中的点滴温暖，还让我们品味到中华诗词文化的悠长余韵。
《诗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文学与诗学审美的源头，也是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与气味的起点。“岂曰无衣，与子同裳”这句先秦古诗便出自《诗经》的《秦风》。
孔子曾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诗经》里首诗篇，无一不是真诚的、质朴的、美好的。近人梁启超也曾说：“现存先秦古籍，真赝杂糅，几乎无一书无问题；其真金美玉、字字可信者，《诗经》其首也。”
很多人认为《诗经》距离我们生活太过遥远，诗句晦涩难懂。多数人在了解诗经的时候，都是被老师逼着背完了《关雎》《硕鼠》《伐檀》等等有数的几首，篇的《诗经》总集，能翻完一遍的人都少，包括我，读书的时候就没好好读这段儿。
但一位祖籍白山黑水之间，晚年寄身海峡彼岸的台湾学者，却对《诗经》有着别样的感情，于他而言，《诗经》不仅是故老相传、千年不绝的中华文脉，更是流淌在华夏儿女血脉中的文化基因。
这位业已仙逝的老先生，便是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家、教育家启功先生的入室弟子王静芝。王老先生在学界声望卓著，张大春等一代台湾地区学人多有出其门下，更被启功先生引以为豪。
“骨肉分携岁屡经，团圞佳节倍关情。今秋大地新更化，天际水轮分外明。”
上面这首七绝，就是启功先生在年中秋节的时候，遥望海峡彼岸，思念远在台湾的得意门生兼挚友王静芝，有感而发提笔写下的。
上世纪二十年代，王静芝曾在北平辅仁大学国文系就读，师从余嘉锡先生修习国文古典。彼时，启功先生也在辅仁大学美术系教授国画，由于王静芝酷爱绘画，经朋友介绍，拜在启功先生门下学画。启功非常欣赏这个年轻人的学识和才华，不仅将自己平生所学的诗书画技艺全部倾囊相授，还把自己珍藏多年、从不轻易示人的古董真迹统统拿了出来，供王静芝临摹学习。
王静芝从辅仁大学毕业后，先是去了重庆，后来又几经辗转，最终定居于台湾，在台湾辅仁大学任教，从此与启功先生天各一方。
年，台北故宫博物院召开“张大千溥心畬诗书画学术研讨会”，邀请启功先生出席参会。王静芝本以为此次能与恩师故友相见，把酒言欢一场，谁料造化弄人，因为种种原因，启功先生这次台湾之行未能如愿成行，两人再次失之交臂，直到王静芝去世，也未能重逢，此事亦被启功先生引为平生一大憾事。
王静芝在台北辅仁大学任教时，一直忧虑于文化传承的欲振乏力，他曾精研经史典籍数十载，以传习经典、续通文脉为己任，将毕生治诗的成果集于《诗经通释》一书中，“字注句解，贯串全章，单义简释，力求明快”，以望为“初学及自修者”提供一个简明平易的门径，一窥经典之基与诗史之美。
我们知道，《诗经》存世悠久，注释版本众多，前人讲解中多有分歧之处。诚如王静芝先生所言：“说《诗》之书，或过于繁富；或过于专精；或择句寻字，别作释言；或略抒己见，随笔议论。其中虽各有精到之处，而初学者徒见其浩繁分歧，无从寻绎。”
为了让初学者也能一窥《诗经》宏大精微的诗旨，王静芝先生倾尽平生所学，着力为《诗经》做详解通释，于是便有了这本《诗经通释》。
此书先以阐明读诗基本方法的绪论为引领，再收录《诗经》全文，每首诗下又包含原文、诗旨、注音、词义、章句解说、旧注考辨、文学赏析等内容，注释详尽，极具参考价值，适合不同层次的读者的需求。
过去的人学《诗经》，总绕不开《诗序》，但在王静芝看来，《诗序》所说的内容，和诗的内容，实在相去太远，令人无法接受。
比方说《关雎》篇，《诗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但我们翻遍《关雎》四章，也找不出“后妃之德”究竟记载在哪一句里头。
用静芝先生的话来说，这诗所说的明明是君子和淑女应该作为好配偶。由“求之不得”到“琴瑟友之”，最后再到“钟鼓乐之”而结了婚，这个过程在诗中一层一层说得清楚明白。不知怎么能曲解成了“后妃之德”了，这就是牵强附会，甚至也还不能自圆其说。
经过一番考据，静芝先生指出，《诗序》谓此诗咏后妃之德，不免牵强附会之甚。朱传以为女指文王之妃大姒，君子指文王。其说较《序》稍近情理，但亦穿凿。愚意以为全诗过程，是由君子追求淑女，至于结婚。中间且有“求之不得”“辗转反侧”之语，盖君子淑女相求相友，终至结婚，诗人美而咏之也。与《序》所谓后妃之德者，诚毫无相关。至于文王大姒之说，亦无据也。
再如《桃夭》篇，明明是祝福女子出嫁。可是《诗序》却说：“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这也实在和原诗所说的相去太远。尤其是说什么不妒忌。更不知从何而来。
因此静芝先生评论说，《诗序》以此篇强属之后妃，实为习套迂腐之论。朱传谓为文王之化，虽已不言后妃，仍见束缚于王化后德旧说之中。实则此诗仅为祝嫁女而能宜其室家之诗，极为鲜明，嫁女为人间正常之事，何以牵于后妃不妒忌？《诗序》之不可解，竟有如此者。
总之，《诗序》总喜欢找一个大题目，使人不能不听，不敢反驳，不得不信。而像王静芝这样的老一辈学者，更注重以平易和浅近的文字，来阐述国学的精微之义。静芝先生在《诗经通释》的序言中写道：“时至今日，学科滋繁，读者兼顾乏力，甚望求之简明，得其肯要。若探赜钩玄，穷理究竟，为专家学者之事，非人人之所必为。”
这种平易浅近的治学之道，或许便是“民国范儿”的底蕴吧。正如静芝先生的得意弟子，台湾小说家张大春所言：
民初一代人抱冰怀炭，忧思夥颐，他们讲平易、求浅近，自觉去古已远，竟有辜负所学之叹，但是世俗仍加速抛花弃果，终未许花落莲成。“通释”二字，又是何其艰难呢？于今世思之，或许只能说是深情眸子依依不舍的一个回顾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