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文人向来是不敢直言爱情的，因此，古典文学中爱情诗并不发达。总体来说，爱情诗的主流一直出现在民间：不论是诗经、汉代乐府诗、或者是南北朝的民歌，其中的爱情诗创作者多来自民间。以屈原为代表的文人爱情诗通常并不是纯碎写爱情，往往具有某种政治倾向。到了晚唐，这一局面有了改变，文人爱情诗终于可以与民间爱情诗并列。而李商隐，一定是这个时代必须拥有姓名的诗人。可是，理性地看，晚唐出现绮丽的爱情诗并不是偶然，李商隐的诗歌风格也不是天赐的礼物。首先，社会大环境对于诗歌内容与风格的影响。一方面，晚唐社会风俗是爱情诗得以出现的土壤：当时的官僚贵族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郊宴、赏花等游观活动非常盛行。而女子的活动范围也是相当大的，正如王仁裕在《开元天宝遗事》中记载：“都人士女，每至正月半后，各乘车跨马，供帐于园圃或郊野中，为探春之宴。”又有：“长安士女，胜春野步，则设席藉草以红裙相插挂，以为宴帷。”作为一个“上层人物”，李商隐对于这些都是非常熟悉的。同时，道教思潮在唐代颇为流行，道教中的传说故事、缥缈的仙境，都为爱情诗提供了丰富的题材，也增添了朦胧的意境。所以李商隐的诗中会有诸如“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无题》四首其一）之类的句子。另一方面，日薄西山的唐王朝注定这一时期的诗歌风格不会是昂扬的：历史的轴线走到晚唐，藩镇割据、宦官当权、党争激烈、外族侵略、农民起义，科考环境相当恶劣。纯粹的读书人一时找不到出路——圣贤说，读书时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此时的晚唐，皇帝已经没有实权，各藩镇首领彼此维护着尴尬的平衡。读书人，俨然失去的展示自己的平台：忠君，没有出路；依附藩镇或党群，存在着很大的变数。“儿慎勿学爷，读书求甲乙”“当为万户侯，勿守一经帙。”李商隐晚年教导儿子时如是说。“百无一用是书生”类似的话，从满腹才华的李商隐口中说出，不仅是个人的悲哀，也代表着时代的末路。你看，李商隐短暂的四十九年的人生中，经历了六任皇帝，晚唐的政局可见一斑。在这样的晚唐，注定不会出现陈子昂在天地之间发问的悲壮，也不会出现李白在山巅上的狂傲和孤芳自赏；不会有杜甫那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俯视姿态，更没有高适式“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洒脱气度。它有的是一种不知何处去的茫然和自伤，一种对时局和自我的深度失望甚至绝望。外面的世界一片灰色，因此，文人们转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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