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梦溪
李洱的长篇巨作《应物兄》出版一个月来，文学界、评论界和读者将其称为现象级的小说、“能够长存于书架的小说”，许多媒体用“13年写坏了3台电脑”作为标题，引发了更大范围的关于《应物兄》的讨论。一部《应物兄》，李洱整整写了十三年。
李洱借鉴经史子集的叙述方式，记叙了形形色色的当代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的言谈和举止。
“我这辈子只写三部长篇小说，一部关于历史的《花腔》，一部关于现实的《应物兄》。如果上天眷顾，我在10年后可能会拿出第三部小说，关于未来的。未来从现实回溯到过去，过去穿过现实到达未来，我只写三部小说。”——李洱
刊登了《应物兄》的知名文学杂志《收获》年的合订本已经提前卖完了，这是《收获》发行史上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宣传工作还没开始，杂志就卖完了。年12月24日下午《应物兄》文学研讨会上出现的情况，使得在场的媒体记者大为惊讶：上海和江苏两地将近30位评论家，年长的40后，年幼的80后，围绕这部长篇小说进行了认认真真的研讨，甚至发生了争辩。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学研讨会大都一团和气，轮流发言，但这次研讨会上，评论家们为了争话筒大吵、耍性子，你不让我发言，我就先把话筒拿到，主持人说让那个人发言，不知道从哪里又出现第三支话筒插进来。这么长时间以来还是第一次出现大家争抢着发言的局面。以至到晚上会后小聚，李洱要不停敬酒，平息一下大家争论。
在小说描绘的众多肖像中，双林院士的形象让人感动不已。他是乔木的好友，曾与乔木先生一同下放桃花峪。他是一个物理学家，下放期间即便在猪圈旁也不忘用算盘计算导弹运行数据，离开五七干校后即隐名大漠，长年与家人不通音讯，妻子死了、埋了也不知道。到了有孙子的时候，还没得到儿子双渐的谅解。他多次悄然潜入济大图书馆，只是为了看一眼可能来此查阅资料的儿子。他一直保持着读古诗、打算盘、用毛笔写字的习惯，以及与同代人用文言通信的习惯。他说服孙子入党的理由是：“一个人啊，倘若没有坚定的信仰，早上清醒，并不能保证晚上不糊涂，所以你要入党。”
鲁迅先生曾有著名的“民族脊梁”一说，双林院士就是这样的脊梁，在需要的时候，这样的人会义无反顾，默默扛起民族的重担。在妙语如珠的文人雅士群体里，作者特意塑造了这一赤子般晶莹、雕塑般肃穆的形象，使《应物兄》打开的这个世界，突然有了光，也有了重量。
小说所描述的第二代学人，其教育背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都是主人公应物兄怀念和尊敬的友人，在他们身上凝聚和承载着一代人的情怀。李洱在他们身上倾力甚多，对他来讲，芸娘、文德能以及双林院士的儿子双渐,都是作为一种时代精神历程的象征而存在的。
在第三代学人中，芸娘的弟子文德斯、一闪而过的佛门弟子净心，同样让读者心生期许。
很难想象，李洱可以在一部长篇小说中，成功地塑造出性情各异、精神世界各异、神情毕肖的各种知识分子形象，它确实让人惊叹不已。
《应物兄》，李洱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李洱：知识分子是民族脊梁
书乡：《应物兄》以人名命名，你说在每个人成为自己的主体的时候，作家才敢于以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一部小说，为什么？
李洱：当初决定写一部新小说的时候不是这个名字，五六年前，我才最后定下来。这个名字，既是主人公的名字，又是书名，又是一个隐含的视角。小说刚发表的时候，有的朋友觉得不顺口，但读到后来他们觉得很合适。有的朋友建议用“应物”二字做书名，但我还是倾向于“应物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借这个名字透露出主人公与儒家伦理的关系。小说中经由程济世先生之口指出了这一重意味。
书乡：以主人公名字命名的小说，好像很少见到？
李洱：二十世纪以前比较常见，比如《包法利夫人》《大卫·科波菲尔》《安娜·卡列尼娜》《约翰·克利斯朵夫》《简爱》《卡门》等。它们通常是现实主义作品，会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来对应某个历史时期，来描述某个人在历史中的命运。但在现代主义文学运动之后，这种情况就比较少了。其中原因非常复杂，需要作一篇长文。在中国，情况则比较特殊。中国的古典小说一般不用人物的名字来命名，反倒是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现代小说开始以人物名字为题，比如《狂人日记》《阿Q正传》。鲁迅之后，这种命名方式就几乎不见了。为什么？非常值得研究。当我以《应物兄》这个名字来做小说题目的时候，我想，我表达了我对文学的现实主义品格的尊重，表达了我对塑造人物的信心，同时我觉得它也具有某种象征性。
书乡：评论家王鸿生先生感叹你在漫长的创作过程中，“承受了多少难产的焦虑和被嘲笑的尴尬”，你如何应对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焦虑？
李洱：外界的嘲笑，我当然听到过。我其实可以理解。还有些是当面调侃。当一个人被调侃的时候，别的人会用奇怪的目光看着你；或者把目光从你身上移开，他们都替你不好意思。这种情况太多了，国内国外都发生过。还有些朋友说，李洱大概压根儿就没写，开了个空头支票。对这些议论，很多年前我曾经解释过。后来人们说得多了，我也就不再解释了。这当然是一种压力。不过，这点压力我还是可以承受的。你选择写作，就意味着你要承受各种质疑。我的焦虑，大概和别的作家一样，就是怎么把小说写完，怎么把它写好。
书乡：在这13年中，你产生过什么样的自我怀疑？
李洱：哦，确实有过很多艰难时刻，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难题，觉得很难处理，觉得写不下去了，觉得处理不好那个分寸感。怎么说呢，在这个世界上，很多工作别人都可以帮你完成。但是写作，别人就是想帮忙也插不上手。如果别人能插上手，曹雪芹早就把《红楼梦》写完了。你只能在无限孤独中，与书中人物一起面对命运。这不是矫情，这是事实，躲不开的。
书乡：媒体报道说你“写坏了三台电脑”，还经历了“丢电脑”的故事，电脑丢了之后您的心情和心态是什么样的？
李洱：电脑丢了之后，三天之内，双鬓染霜。这里，我要真诚地感谢公安人员帮我找回了电脑。临近年关，单位里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忙得团团转。过了这段时间，我要亲手把书送给他们，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得从头来过，这部书很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
书乡：你目前就职于中国现代文学馆，每天上班吗？
李洱：你大概想不到，我是打卡上下班。我从来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多年前，我当专业作家的时候，其实也在上班，编杂志，担任一家大型文学期刊的副主编。现在我的工作比编杂志要忙得多。批评家何平先生有一次在我的办公室待了一个小时，他数了一下，就那么一会儿，我接了二十个电话，办公室来了三拨人。没办法啊，这就是一个事业单位基层工作人员的正常状态。
书乡：据说小说底稿一度逾万字，后一删再删到今天的八十五万字，删掉了一半多，构思之初就设想过这样一种“巨型叙事”吗？
李洱：创作过程中，有些内容重叠了；还有些情节我写了几种方案，最后定稿中的方案只是其中的一种。13年前，我的想法是写25万字左右。大概在六年前，我意识到，定稿可能在五十万字左右。当然，它后来越来越长。我在后记里写道，它仿佛有着自己的意志，不断地生长着，顽强地生长着，一直变成现在的篇幅。这期间，它写坏了三部电脑。但是，当朋友们问起小说的进展，除了深感自己的无能，我只能沉默。事实上，我每天都与书中人物生活在一起，如影随形。我有时候想，这部书大概永远完成不了。我甚至想过，是否就此经历写一部小说，题目就叫《我为什么写不完一部小说》。
书乡：在小说中可以看到您在生物学、历史学、古典学、语言学、艺术学、医学乃至堪舆风水、流行文化等领域，做了大量案头工作，其所积累和触及到的知识量堪称浩瀚。这些庞大的繁杂的知识，对《应物兄》来说是必须的吗？
李洱：当然是必须的，它们都是小说的有机部分。我为这些知识写下的笔记，不会比小说的字数少。我很高兴听到邱华栋先生说，这部小说里的知识全都化开了，读者的阅读不会遇到障碍。
书乡：书中程济世先生说：“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人，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人，也不是儒家意义上的传统的中国人。孔子此时站在你面前，你也认不出他。传统一直在变化，每个变化都是一次断裂，都是一次暂时的终结……每个中国人，都处于这种断裂和连续的历史韵律之中。”看到这里，我非常感动。
李洱：这是我借人物表达了自己对历史的看法。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其实是一首伟大的抒情长诗。正是因为不断地换韵，这首抒情长诗才那么气贯长虹。书中有一节，专门写到了我们的母亲河，九曲黄河。书中的双林院士，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晚年的时候他又再次来到这个地方。主人公应物兄也来到了这个地方，应物兄感到，九曲黄河是从斑斓的《山海经》神话流过来的。它穿过《诗经》的十五国风，向大海奔去。所以，在黄河的涛声中，其实有着宫商角徵羽的韵律，然后它汇入浩瀚的太平洋。不瞒你说，这一段，我是一气呵成的，写的时候也很动感情。
书乡：看得出来，你对书中的双林院士，是非常敬佩的。
李洱：生活中我接触过这些知识分子，经常被他们感动。他们有坚定的信仰、高尚的情怀，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为这个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但生活中却非常朴素。很高兴批评家们注意到了我对双林院士以及研究闻一多的芸娘女士的爱戴之情。他们是小说中的一组浮雕。鲁迅先生曾有“民族脊梁”一说。在我看来，他们就是民族脊梁。
书乡：有评论称《应物兄》里面有一个重要人物文德能，谈到他想写的书就像一部“沙之书”，可以把这看成是李洱关于书写的理念。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李洱：这是著名评论家程德培先生的话。我感谢他的说法。文德能在书中说，他想写的书就像一部“沙之书”。沙子，它曾经是高山上的岩石，现在它却在你的指间流淌。对于写作本身来说，你最基本的信仰就是对汉语有信仰，就是对这个民族的语言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感。（陈梦溪）
来源: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