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诗经中的怨刺诗,以及在诗篇中修辞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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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今天小编给大家说说一些关于诗经中的怨刺诗。厌战思归这是为连续不断的战事使那些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征人产生了厌战思归情绪,这在征成诗中占很大比重。《邶风·击鼓》《王风·扬之水》《桧风·匪风》等都表达了常年在外当兵的丈夫思念家中妻子的忧思之情。《魏风·陟岵》《小雅·四牡》两首诗描写了征人思念家中的父母兄弟。《陟岵》描写了征人爬上山怀思父母、哥哥的心情,诗中假设“父曰”“母曰”“兄曰”,回想家中的亲情之爱。《幽风·东山》《小雅·采薇》是两首广为传诵的返乡思亲之作,创作年代约在西周早期。《东山》写士兵在归家途中复杂的感情,其心理描写生动真实,反映了人民对和平生活的怀念和向往。《小雅·何草不黄》描写了士兵的厌战悲叹之情,发出了“哀我征夫,独为匪心”的慨叹。

然后与爱情有关的怨刺诗。与爱情有关的怨刺诗分为两类,一类是“弃妇”诗,另一类是爱情关系仍在继续,只是当事人遇到了问题,由此而抒发出幽怨之情。“弃妇”诗大约有十首左右。很多学者认为《氓》《鹊果》等诗是爱情诗。对此当有不同见解。诗歌应该按诗意表达的主旨分类,其主旨中爱情的成分多则为爱情诗,怨恨的成分多就应该划为怨刺诗。《氓》等诗应该算作怨刺诗的一个分支,虽然诗中内容与爱情婚姻有关,但更多的是表达了怨剩之意。与爱情有关的怨刺诗的主人公基本是女性,她们被始乱终弃,造成个人的不幸,这是由于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低下。《氓》是《诗经》里一篇优秀的篇章,也是一篇带有叙事性质的抒情诗。该诗不但做到了叙事和抒情相结合,更抒发了悔恨交加的痛苦和愤懑之情,在抒情中叙事,在叙事中时时可见其“怨刺”之意。如“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也,不可说也!”这就使事实控诉、感情抒发和理智思考巧妙结合起来,从而增强诗的思想性。而《鹊巢》却另有一番特色,歌者是带着被遗弃的伤感和对如此盛大婚嫁场面的酸苦来唱这支迎新曲的。歌者的遭遇以及情感和《氓》及《谷风》中的女主人公类似,但诗的风格和表现形式却明显不同。在《氓》和《谷风》两首诗中,歌者直接谴责对方的负心,对自己的离去和新妇的到来直接抒发不平之气。而《鹊巢》则是通过鹊巢鸠占这个含蓄的比喻来抒发自己被遗弃的不平,通过对迎娶时盛大场面的描绘来谴责男方的负心。这种“怨刺”很是委婉细腻,不细体会,就很容易误认为是新婚赞美诗。

然后为其他类别的怨刺诗。除了以上“怨其上政”“怨刺异族侵略”“与爱情有关的怨刺诗”等类别的怨刺诗,其他的含有怨怒和讽刺内容,反映社会丑态的诗亦可划归此类。此类怨刺诗大约十九首左右,表达的内容更加广泛、庞杂,往往是针对某些社会现象。和以上几类怨刺诗相比,这些怨刺诗表达出的内容虽然在社会上不具有普遍意义,但也是当时人们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如剩个人待遇不公、卖友求荣的《小雅·何人斯》,刺贵妇心胸狭窄的《魏风·葛屦》。《诗经》也收录了大量此类诗歌,借以警示后人。如《召南·行露》,其中描写一个已有妻室的男子看中了一个姑娘,并想强行聘娶,但姑娘不为所属而写了这首诗严词拒绝。作者对那个卑劣的男子是极其憎恶的,但这种感情没有在诗中直白地陈述。诗中每章均以含有譬喻和象征的兴句发端,借助事物的形象,揭露那个男子的丑恶嘴脸,使自己的情感抒发和形象描绘结合起来,显得鲜明生动、意蕴丰厚。二、三章兴句复查,言麻雀、老鼠虽有尖牙利齿,但它们凭什么啄穿我的房,打通我的墙?作者把兴句中的麻雀、老鼠的形象和下文中的那个男子的类似之处揭示出来,以前者臂喻后者,使读者很自然地生出憎恶之心,和作者的情感发生共鸣。

《毛序》说,“诗有六艺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认为,赋、比、兴为《诗》之用,风、雅、颂为《诗》之形。朱嘉《诗集传》中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除了赋、比、兴,在《诗经》中还大量运用了重章叠句、对比、欲刺先扬、夸张、反语等修辞手法,或独立运用,贯穿全篇,或综合运用,相互映衬,极力造成一种委婉含蓄的效果。

“赋”是文学创作中最基本也是最常用的方法,朱熹《诗集传》云:“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赋乃是铺陈直叙,直接叙述要写的事物,而且以赋写成的诗篇,使人感到真实而容易接受。针对周代社会的怨刺诗,其直抒胸臆,陈述政见,并且直言不讳,无论在政治怨刺诗中,还是在弃妇的怨刺诗中都随处可见。《小雅·节南山》:“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忧心如恢,不敢戏谈。国既卒斩,何用不监!节彼南山,有实其猗。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天方荐瘥,丧乱弘多。民言无嘉,惨莫惩嗟!东周初年,执政者用人不当,天灾人祸相继发生,国势危急,作者在诗中直刺乱政殃民的师尹,表现了他对师开尸位索餐、为政不平的愤怒。类似的还有《小雅·十月之交》:“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曰而食,于何不减。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家岸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僭莫惩?”诗中此两章具体描述了造成人民苦难的自然灾害,如日食、月食、地震等,正是因为政治黑暗、君昏民困,而自然灾害更加重了人民的苦难,作者将对社会的不满利用自然界的物象描绘得鲜明生动,对自然灾害形象直接阐述,可见当时他对政治痛心疾首。在《小雅·十月之交》中,当作者情感激愤时,干脆直呼其名,连续指责权势炙热的七个幸臣,“是父卿士,香维司徒。家伯维宰,仲允膳夫。聚子内史,蹶维趣马。榪维师氏,醢妻煽方处。”斥问皇父:“抑此皇父,岂曰不时?”意为你这个所谓的皇父,怎么做出如此不合时宜使民陷困的荒谬之亦。在厌战思归的思妇诗里,赋的用法也很常见。在《王风。君子于役》中,诗人直接描写了思妇思念久役未归的丈夫。每当黄昏,眼看着太阳下山,牛羊回圈,触景生情,睹物思人,幽怨之情跃然纸上。“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此篇对于描述自然景色可以说是形神俱备,由景见情,情景交融。诸如《节南山》《君子于役》等诗篇,诗人多用赋体,对其情怀的叙写,对场面的渲染、描绘皆是宛然在目,生动感人。直言书写的赋法,其抒情、议论、叙事等皆为作者情感最直接的铺写,对社会压迫及其带给人的苦痛直言不讳,可以表达得深刻细致、清晰有序。

比喻是《诗经》中运用最多的手法之一。朱嘉《诗集传》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说:“且何谓比?盖写物以附类,扬言以切事也。”一般来说,刺诗所刺对象多为丑恶之物,所以,大多以象征丑恶的事物为喻体。郑玄《周礼注》中说:“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此类以言之。”在《诗经》中,作者所讥刺的对象往往不明说,而以世人厌憎的事物来替代。“弃妇怨刺诗”中的《国风·鹊巢》通篇采用比体。“比”是《诗经》中一种主要的表现手法,大多数诗篇是用多种喻体来比喻一个事物,《鹊巢》采用转移的形象“鹊”和“鸠”来比喻自己和新妇。用鸠的侵占来暗示自己被遗弃,喻体和本体已融合为一。以至于“鸠”变成了占据他人家室的代称。《邶风·新台》中,“新台有批,河水弥弥。燕婉之求,蘧條不鲜。”“蘧陈”即为癫蛤蟆,作者用癫蛤蟆来比喻老而无耻的卫宜公。《国语·晋语》云:“蘧條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本诗用戚施比喻卫宣公,活脱脱绘出卫宣公臃肿狼夯,不能俯仰的丑恶形象。卫国人所写的这首《新台》,把卫宣公这个衣冠禽兽永远地钉在了耻等柱上。在《齐风·敝笱》中诗人用“敝符”来比喻不能阻止文姜淫行的鲁桓公。在《魏风·硕鼠》和《小雅·黄鸟》里分别以硕鼠和黄鸟来比喻本地和异地的剥削者。

所谓兴,朱聚在《诗集传》云:“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即借用事物来引起所歌咏的对象。朱最解释云:“因所见闻,或托物起兴,而以事继其后。”清代陈启源云:“诗人兴体,假象于物,寓意良深,凡托兴在是,则是美或刺,皆见于兴中。”陈沉《诗比兴笺·序》云:“知比兴之所起,即知志之所之。”郑樵云:“凡兴者,所见在此,所言在彼,不可以事类推,不可以理义求也。”朱嘉又云:“诗之兴多是假他物举起,全不取义。”对于兴用法的表现,《诗经》中基本体现出三种情况。一是发端引导文章作用之兴,诗篇中开头起兴于所引发的词句和下文所歌咏的本意没什么联系,开头的起兴只是为了引出下文,如《秦风·黄鸟》《王风·黍离》二是比喻作用的起兴,此类诗篇中兴不是起简单的开头引导作用,更有比拟主人公心情、情绪的作用。如《唐风·鸨羽》《邶风·谷风》。三是交代事件背景的起兴,此类的诗篇的开头起兴往往交代事件发生背景,对物象本身具有渲染、烘托情感的效果。如《邶风·新台》《卫风·伐檀》《卫风·氓》《小雅·采薇》等。

对比是一种揭露正反相对的人或事物之间矛盾的方法,即使美善的一方得到肯定,也使丑恶的一方受到批评、讥刺。在《诗经》怨刺诗中很多诗篇运用了对比方法来揭露社会不公。在《氓》中就运用了对比的手法抒发女主人公的思想感情,揭露男方的卑鄙品质,尤其是回忆中有对比,而对比又是通过回忆展现的。其中女主人前后思想感情变化的对比使得有情与无义、往昔与今时、乐与悲、笑与恨相互对映。于悲伤中回忆欢乐,则悲伤增进一层,于无情中思念过去的感情,则怨恨更深分。

欲刺先扬,诗人并非虚设美词,而是根据对象确实具有可“扬”之处加以渲染,先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然后笔锋一转,以讥刺之语揭示其假丑恶本质。《郑风·清人》中每章三句都是明显的称颂,说清人“清人在彭,驷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驷介麃麃。二矛重乔,河上乎逍遥。清人在轴,驷介陶陶。左旋右抽,中军作好。”在最后一句才用“翱翔”“逍遥”“做好”等词来揭示本质,显出讥刺之义,不仅刺高克无所事事浪费军饷,更斥责了郑文公以个人好恶耽误国事,前美后刺,诗作旨意在最后才显露出来。在《脚风·君子偕老》不厌其烦地铺陈“邦之媛”的服饰与容貌,不细看似乎是美诗,但一句“子之不淑,云如之何?”露出了讥刺之义。

夸张在《诗经》中运用也较多,怨刺诗在夸张时常抓住事物的某些特征加以渲染,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再轻轻点出,让读者恍然领悟。在《齐风·载驱》四章中,诗人用“载驱薄……骊济济……文水汤汤……汶水滔滔”等句反复地渲染描绘文姜回家的宏大壮观景象,实际上文姜干的却是通奸辱国之事。作者在夸张渲染了大半诗篇之后,巧妙地把“鲁道有荡”“齐子游敖”蕴写人诗里,点出文姜在坦荡的鲁道上自由往来齐鲁之间,与姘夫约会,尽显讽刺挖苦之义。

反语就是正话反说,或是反话正说。《诗经》怨刺诗运用的反语都是采用反话正说的手法,对被怨刺的对象故意冠以褒奖词语,以放大其美丑之间的差距,使丑恶的东西更加令人厌憎。作者在对照丑恶现象后,往往用一句言简意赅的评价去鞭挞丑恶,就是这一句评价让全诗的主旨鲜明起来,让读者领会了作者的真正意图。在《邮风·君子偕老》以“君子偕老”开篇,铺陈宜姜的服饰华美,使人产生作者在赞美宣姜的错觉,但了解宣姜的丑恶行径后,人们就会对诗篇“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这一句反语有更深刻的认识,了解作者是在深人鄙视并挖苦宜姜。

周代局势较混乱时期产生了大量的怨刺诗。其背景或是因为政治腐败、战争频发给人们带来深重苦难;或是社会道德沦丧,人性之恶衍生出种种丑态,无论是表现政治腐败、述说人民苦难的怨刺诗,还是抨击社会丑态的怨刺诗,在《诗经》中都广有收录,并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好了,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了,如果读者有其他的意见或者建议,可以在下方评论区进行评论,同时,读者如果喜欢小编可以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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