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赋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除了其自身与黄老、神仙、儒术的思想关系外，更在很大程度上调和了黄老与儒术的矛盾，迎合了汉武帝的政治、文化需要，这是汉赋得以顺利登上政治舞台的重要原因，而具有“帝国”气象的汉武帝时代的主要文化政策与政治理想，也因汉赋得以顺利展开。本文将就此展开讨论。
一、汉赋基本了解
1、背景
西汉建元元年十月，刘彻登上皇位，拥有权利后，他开始延用儒臣，可是，刘彻的皇帝当得并不是那么容易，毕竟窦太后信奉的黄老之学。建元六年，窦太后崩，事情才有了改善。
从当时的儒学、黄老之争而言，这只是时局影响，但是如果往大了说，这就是一种文化政策之争。也许汉武帝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没能与窦太后发生正面矛盾，可是，从窦太后的所作所为而言，二人之间的矛盾应该一度非常尖锐。
可哪怕如此，汉武帝受挫后，他并没有放弃，而是转而信任并征用赋家，助其兴盛，然后完成自己的小心思。而窦太后崩后，汉武帝又重新崇儒政。
换种角度来说，“汉赋”的确立过程也可以是汉王朝推行汉帝国文化政策的过程。
2、汉赋源于何时
《史记》的撰述中，司马迁的目的性很明显：他让“汉赋”与“楚辞”成了一体，并在构建了汉代“辞赋”起源地认识世界，继而将屈原、唐勒等人作为“辞赋发展链条”的序列加以构建；最后将其实际遭遇与辞赋写作的内容、形式或风格联系起来予以叙述，强化了“辞赋”产生的文学元素。
例如说，《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便是以三分之二的篇幅记载司马相如的汉赋成就，也反映出太史公是以“辞赋观念”指导其本传撰写的。不仅如此，《屈原贾生列传》中屈、贾时代的赋学观念，已经有“楚辞”“《诗经》”两种源头。
在《史记》中，汉赋的根源在于楚辞已有定论，而“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这个辞赋写作梯队的建构，则表明司马迁以为“赋源于楚”，楚人为辞赋写作最早的推动者，将“赋”的产生时代系于楚辞时代，这势必影响后人对汉赋产生背景的理解。
二、汉赋于“楚”
具体来看，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等人的赋作，都与楚文化有联系。
首先，贾谊虽是洛阳人，其赋则作于楚地；其所接续的以屈原为首的“好辞而以赋见称”者，亦皆楚人。其次，《司马相如列传》称：“会景帝不好辞赋……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
在这段记载中，梁孝王好辞赋，此时有邹阳、枚乘、庄忌之徒，司马相如从其游而后为赋。这一辞赋写作梯队的建构，就与《屈原贾生列传》所记屈原、宋玉、景差之后有贾谊的写作梯队构建手法完全相同。
就此可以得知一件事情，那就是，汉代辞赋有两大源头，前者属于《诗经》源头，属于“楚辞”源头后者。
如果目前所见《史记》文本中的《屈原贾生列传》《司马相如列传》，皆有后人改写，那么上述问题就与司马迁时代无关。但是，即便后人对此有那么多的质疑，其实也都是无用功，毕竟在汉人看来，已经形成了明确的汉赋起源认识。这也就是说，这样的思想某个方面而言，就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
三、汉赋多元文化融合
1、“楚赋”
《史记》撰述中的“汉赋源于楚辞”观念，以为汉赋具有“楚文化”元素，然若细读《史记》文本，还可发现这种被视作“楚赋”者，其实具有明显的吴、齐、蜀等地域文化元素的参与。
如《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四类赋作，除了杂赋，其他三类。首列赋家，屈原、荀卿为先秦人，第二类则是以陆贾为汉代赋家第一人，其后当为贾谊、枚乘、司马相如，然而此三大家是对推动汉赋产生具有关键作用的赋家，故其列入“屈原赋之属”。
也就是说，假设从赋作的性质上看，汉赋被分成了“楚赋”和“（楚）辞赋”。在“辞赋”之中，贾谊之“楚文化”特征更明显；枚乘、司马相如则具有明显的吴、梁文化特征。但如上文所论，从本质上说，这些人的赋作皆可统称为“楚赋”。然而，就前三类而言，其首列赋家，显示出了一个共同的分类倾向，即重视其人或其作品之“楚人身份”。
2、赋学的“归属”
从南朝人的赋学史观看，他们对楚赋、汉赋并没有明确的划分，所以导致刘勰对其有了错误的思想，并在《文心雕龙·诠赋》笼统认可陆贾、司马相如等人对汉赋产生的第一作用，并对其有了错误的排名。
不过，如果真的按其所说的那样，几人分工各不相同，而司马相如排在三人之后，只负责传播的话。那么，从另一种情况来讲，则将“楚赋”最终变为后世所称“汉赋”之关键人物，非司马相如莫属。
从司马相如出行的轨迹来看，其实是有几个重要的点可以参考的：司马相如由京都入梁体现着朝廷的政治与文化态度；由梁返蜀体现着楚赋由东向西的传播；由蜀返京体现着辞赋“楚变汉”的政治与文化转折。
据此，可以做出如下判断：司马相如由梁入蜀、由蜀入京的活动轨迹，尤其是其赋作被汉武帝的认可，本质上代表着“楚赋”官方身份的被认定，并且是“楚赋”正式变为“汉赋”的标志。而在梁地的文人，大多有着与司马相如相似的行动轨迹，即由梁返家、由家入京。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汉武帝时期的赋家主体，大多都是梁地的文人，不过，他们的最终服务主题还是汉武帝，甚至有可能推动了京城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梁园文人的作用不可忽视。
四、汉赋对汉帝国文化政策展开的意义
汉武帝与这些人可谓互相得利，对汉武帝等人而言，成功实现了他们通过正常政治渠道无法实现的目的；对司马相如等赋家而言，他们与赋体一起，成功进入国家主流文化舞台，从而奠定了他们与赋体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此外，在汉武帝意图通过儒术推行其政治理想遭遇挫折时，汉赋成为他曲线推行文化政策的重要工具。
一方面，汉赋有与汉武帝“敬鬼神”相通的思想，迎合了他的长生喜好。汉赋兴起，甚至后来儒术独尊之后，并不代表黄老之学的消失，尤其是汉武帝所信用的司马相如、枚乘、韩安国等人，都来自梁地，而梁孝王作为信奉黄老的窦太后少子，必然也尊奉黄老之学。
在黄老之学占统治地位之时，汉赋也必然离不开黄老学说的影响。而在当时儒术与黄老的矛盾中，汉赋对二者很可能起到了较好地调和作用。
另一方面，汉赋的内在有儒学的影子，这迎合了汉武帝的政治喜好。赋家多通经学，而司马相如赋作中对经学内容复杂、熟练地使用，也充分证明汉武帝时代的赋家，在汉赋甫一登场，就有通过主动使用经学内容宣传儒学思想之意识。
这或许并非汉武帝主动授意，但说司马相如等人赋作中蕴含的经学思想，暗合了汉武帝隆儒崇经的政治理想，则不无可能。就此而言，在窦太后以黄老抑儒术的政治背景下，汉武帝转而好赋，或者更大成分上是因为其中蕴含着他意图推行的儒学思想。
具体而言，汉赋兴起之后，对汉武帝时代帝国文化政策的展开，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第一，儒家政策全面实施，经学得以全面发展。第二，礼乐制度得以完善。第三，继承先秦诸子思想传统，出现了西汉时代学术上的“百家争鸣”。
五、总结
“汉赋”之确立，对于汉武帝来讲尤为重要，它为汉武帝打破了僵局，为解放文人与学术的和束缚和撬动黄老地位，做出了一定的时代贡献。
汉赋的产生之所以能应运而生，不仅仅是因为当时局势的影响，尤其是汉武帝本人的政治需要。换种角度来说，汉赋在当时的情况，于汉武帝而言有着无法比拟的作用。
参考资料
《公羊春秋》
《史记》
《汉书》卷六《武帝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