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所载乐歌，本为两周礼仪的用乐与歌舞的歌词，要对其诗义进行清晰的解读，需要回到历史现场，结合两周礼乐制度，从礼义、乐义对其施用场景进行还原，方才能够理解诗之本义。受长期的经学阐释遮蔽，《诗经》中诸多诗篇的礼义、乐义被曲解，这就需要跳出传统的经学解读，从文字训诂、礼乐制度、历史事件等角度对其进行诗义重诂。《诗经》解读的困境《诗经》难解，一在于断章取义，孔子所谓的“不学《诗》，无以言”，可知春秋学者称引赋诗，各取所需而望文生义，使得诗之原初义渐远而文本义得以强化。孟子时诗之原初义渐以失传，其只能“以意逆志”推论之。荀子的引诗证言，将断章取义从外交场合的交流意会转化为学术论著中的引经据典，断章所取之义，便脱离了诗作为乐歌、用于礼仪的原初意义，而成为仅剩下道德赋能、语言赋义的文本形态。其文本义随引用者的理解而随意游移。二在于汉儒经解。两汉经学的最大功能，不是求其真论其实，而是借助前代经典形成一套理论体系，为汉王朝的国家治理提供学理支撑。以《禹贡》治河，借助历史经验管理水道；以《洪范》察变，形成五行学说确定天人秩序；以《春秋》决狱，建构历史价值观用以评骘行政得失，三者皆直面客观现实而能够引证。而以三百篇为谏书，在赋予了《诗》的政治经典性地位的同时，也使得《诗》失去了求真求实的必然性，与时俱进地跟着政治学说在不断调整，从辨风知政、补察民情的王道之作被解读为言颂美先王、讽刺昏庸的衽席之说。今传毛诗的立意，便是寻求诗篇的施用功能，将之确定为美或刺，并将之系于时世，既作为解读的条件，又为用诗者提供一个按图索骥的内在依据，郑笺、孔疏循毛诗而下，其不仅固化了汉儒的阐释，而且以经学的形态强化了《诗经》解读的稳定性。宋儒最能体会汉儒借助经典稳定世道、引导人心的用意，但其不能不面对唐以诗赋取士、宋以策论科考的新需求。汉王朝奉若神明高高在上的经典文本，其知识体系及其学说已经在史学、子学、玄学、释道的传承之中被重构、被阐释，汉儒在五经中寄托的政治理想、价值认同、制度建构以及文本阐释已经无法面对近世的读书人，更无力像汉代那样作为经验提供给帝国用于国家治理。宋代的疑经风气，与其说是对汉儒解经的反思，毋宁说是宋儒对经学传统的自救。他们是在维持经学地位的前提下，对汉儒的不合理的阐释进行必要的补充、修改、发明或者完善。朱熹《诗集传》中对汉儒曲解之诗有所解放，但对“郑卫之诗”要比汉儒更加深恶痛绝。宋儒改良式的解经，是对汉儒经说的修订，其所打开的门径，却成为明清怀疑、放弃《诗经》经解并自立新说的坦途。这一坦途解放了《诗经》，使得原本被误解被曲解的诗作，可以去除外部的捆绑而活泼存在；但却无意中将之引向了望文生义的歧途，即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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