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什么书是类书，什么书不是类书？长久以来多有歧义，归根结底，是历来并不清晰的类书定义所导致的。由于认识的不同，自古到今学者们对类书的性质、范围等的理解也不一致，而且趋向于划界偏宽。如《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类书之部》对类书收录非常宽泛，把谱牒、政书、韵书等都归入类书，虽然其分类书为十类，并采取互见之法，以求尽量不遗漏类书的做法，有其可取的一面，但是从类书的研究来看，太过宽泛的标准并不可取。对类书进行定义，笔者更倾向于刘叶秋的论断：“类书的划界，宁窄勿宽；对类书的去取，宁严勿滥。”
在笔者看来，造成类书定义不清之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因编排形式的相似，且把“分类编辑”作为判定类书的充分条件，结果造成类书范围失之太宽；二是不同时代的类书观不同，历代史志及官司目录对类书的划分不能按照一贯的原则分类，常将某些类书与他书杂糅在一起，致使同一部类书的归属争议较大；三是由类书本身特性所决定，如《四库全书总目》子部类书类说：“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类书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其实就是即经即史即子即集，内容无所不及，自然分类无所指归。
那么，判定类书的基本条件是什么？笔者认为，一是按类而成的编撰体例，二是取材内容的广泛，三是可供检索的工具书功用，四是资料汇编述而不作的特性。分类是类书的最基本条件。《周易》云：“方以类聚，物以群分。”中国古代书籍按类而分并不是类书的独有现象。远在类书出现之前，大量的典籍都是按类编排的，如《尔雅》“明分部类，据物标目”，《淮南子》“博采群说，分诸部类”。
这就造成了类书辨析中的第一个问题，细究之，这种看法并不妥，如果按类而分就是类书的话，《诗经》按其内容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又有十五国风，是否《诗经》也可视为类书之萌芽呢？翻览中国古代典籍，几乎无书不分类。在笔者看来，分类是类书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类分之书必为类书，这应是考虑类书定义的一大前提。而类书取材广博和工具书功能的特性，现已基本达成了共识。至于资料汇编述而不作的特性，就是辑录古今典籍，并基本是照抄照录。
为了给类书确定一个相对科学的定义，我们从实际出发，以类书的主要特性为基准，对几组一直以来容易混淆的典籍加以分析区分，才有可能给类书下一个较为完整的定义。
首先，让我们来看一看政书能不能算作类书。我们知道，政书是专门记载典章制度沿革变化和各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制度发展的典籍。在古代官私书目尚未于史部设政书类时，如《通典》、《会要》、《会典》等典籍基本置于类书类，主要缘由在于这类书也是分类辑集史料的。宋代的《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都如此安排，把政书视为类书范围的扩大。政书确实按类编排资料，且与类书一样具有以供检索参考的工具书性质，然而仔细参看两者收录资料的方法和资料来源，可以发现两者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