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音乐考古，是由音乐学与考古学相互渗透而产生的一种边缘性分支学科。它涉及物理声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古文字学等广泛领域。西晋时的荀勗就是利用出土乐器进行律学研究的最早开拓者。
宋元明清各代，它始终作为金石学或古器物学的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古代乐器的出土不仅数·量、种类繁多，而且颇多珍奇之品。在五十年代，有关研究部门已对河南辉县出土商代编铙、大小陶埙，河南信阳出土型篱编钟等进行了初步的测音调查与研究。七十年代，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编钟的发现和随之开展的考古、历史、音乐、物理声学、冶金铸造等多种学科的通力协作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标志着我国音乐考古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珍贵的痕迹田野考古作为考古研究的基础，要求每个发掘者在工作中不仅要重视遗物本身，而且还要密切注意与遗物有关的各种现象，要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哪怕是一些残存的痕迹。否则就可能使许多珍贵的遗迹从眼前溜过，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核。例加采地汉代基养中发现大制或乐器的保存完好。从数枚铜轸连成一列，观察到上面残留有木纹与丝质绒扣的残迹。我们从木纹纹理的走向可以推知其器材选择与发音性能；八从各枚铜轸的中心距离可以推知其岳山部分的弦距；从铜轸的数目可以推知其弦数；从绒扣残迹可以推知其结法与微调的方法。
如果在发掘时留心观察一下铜轸中点至器身尾部残存木迹的距离，我们就可以测出这件乐器的有效弦长，进一步可以对其器名和其音乐性能作出比较准确的判断，遗憾的是，这一点被忽略了。同样，曾侯乙墓木瑟出土时，如果留心观察瑟的面板上有无安放瑟码的痕迹，而不是急于用水清洗，就有可能对了解瑟的定弦、演奏方法等有关键作用。器物类型学的研究对出土乐器来说，也有腰、尾、龙龈，战国琴与西汉琴不是也同样，备么！其次，传世琴八徽以上的主共鸣箱不就是战国、西汉琴腹部的共鸣箱么？不同的只是传世琴已将其实木部分改为中空的共鸣箱，改善了琴的发音性能。
传世琴雁足在琴身腰际之下，与战国、西汉琴大体一致，只是前者为两足，后两者均一足。而筑的足则在器身之上。第四，传世琴面板上有标志音位的“徽”，战国、西汉琴均无此标志。其实表面无“徽”。并不等于两者均无一定的音位。在唐人琴学文献中向有“明徽”、“暗徽”之说。所谓“明徽”即琴身表面嵌有用金、玉、蚌壳所作小圆点作为标志的音位。暗徽，即明徽以外无任何标志的音位。现从战国琴与西汉琴的有效弦长与琴面磨损痕迹来推断，当时虽然还不可能用全后世十三个“明徽”的微位，但以“暗徽”的形式用到其中若干徽位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在这个意义上，也可说两者已经有了“徽”。再看看战国十弦琴那高昂的琴首，下凹的琴腰，形似鱼尾的琴尾，琴身下单琴足，这不就是上古时代华夏族的图腾神物夔龙－也即孔子所说“夔一足”的具体写照么！正因为“琴”是神物夔龙的形象，所以它的声音才能预卜“吉凶”。这就是“琴，禁也”，“禁，吉凶之忌也”的真正涵义。这也是琴在上古祭祀活动－“琴瑟击鼓，以御田祖”或日常生活－“士无故不撤琴瑟”中得到推崇的原因之一。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洞察了十弦琴形制的特点及其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以及形制本身的演变脉络，就不会再产生它不是“琴”而是“筑”的误会了。
声音的妙用文物要叙述历史，主要依靠出土地点、放置位置、墓葬形制、同出器物，以及器物自身的形制、纹饰、工艺、配套形式，特别是器身镌刻的铭文，进行综合的分析。然而出土的乐器中尤其是未经锈蚀变质、音高完全确定的青铜或石制乐器编钟、编磬等，则又有其独特的功能。它们可以把早已消逝的音响再现给现代人，为有关研究者探索音乐的早期历史，提供生动、丰富的内容。譬如一个墓葬中发现了大小数枚纹饰特征相同的铜钟，钟身未刻铭文，这时清脆悦耳的钟声和它的发音序列，就可以帮人们找到其配套形式，甚至还能指明缺佚了哪几个钟。
又如一墓葬中发现了数套形制不同的编钟，它们原来就是墓主之物呢，还是原来分属于不同国别的器主，出于某种原因而归墓主所有的？音乐内涵－例如陕西扶风西同中晚期钟，其音阶构成只用羽、宫、角、徽四个正音的特点，就会帮助人们找到答案。我国南方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铜鼓，其早期形态称万家坝型，流行限于云南洱海一带。它的发展形态石寨山型，分布遍及四川会理、贵州赫章、云南广南、广西西林、贵县，甚至越南北部也有它的踪影。
单从类型学角度看，有可能会认为万家坝型的标准器云南楚雄万家坝五鼓与石寨型的四川会理鼓属不同类型而非同一文化。或者也会对同为石寨山型的四川会理鼓与广西贵县鼓，因类型相同而认为在文化上也毫无区别。但是人们研究了它们的音乐内涵－如石寨山型会理鼓的发音规律竟然与滇池、贵县等地同型鼓明显不同，而与洱海地区的万家坝鼓完全一致，从而使我们找到了正确的答案：形制相同，文化类型可以相同；形制不同，文化类型也未必不同。
《诗经》中的“十五国风”之所以称为“风”，就是因为我国古人把各地“声音”的不同归之于各地“水土”以至于“风”这种自然现象影响的结果。《吕氏春秋》说“听其声而知其风”，就是说，只要听听当地人唱的歌、说的话，就能知其地理环境与风俗民情。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借助于科学仪器，把出土乐器所反映的古代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类型体现为因首律与生律法的不同而形成的音阶各音在音高上的细微差别，用数理的形式把它们明确地表示出来，同时再参考考古学及其他有关学科的成果，就能使“声音”成为区分、确定文化区系类型的有效工具。
加强保护我国由出土乐器保存至今的千年古声，其蕴藏之富在世界各国中都是罕见的，其中象河南信阳蓟蓄编钟、湖北随县曾侯乙编钟已闻名遐迩外，至今仍有许多珍品散处在各地博物馆里。它们中间，有些外表平凡，既无铭文，又无纹饰，甚至有的还有残缺，但其音质超群，非同凡响，却又未为人知。譬如作为金石之声而久负盛名的石制编磬，因为石质易于风化，至今仍能发声的千年古磬已为数不多。在某县博物馆里保存着一套二千多年前的古磬，其高音清脆明亮，连现代钢琴也要逊色三分。
笔者前几年到某地去调查，见到一套编钟，纹饰精美，铜质完好如新，声音也富于韵味。最近又一次见到它时，钟身已生满粉锈，声音也失去了往昔的风采。多么可惜！类似的例子，可能还有。我呼吁，应该不失时机地把千年古声的保护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首先弄清情况，然后按照声音的优劣和失真程度重新确定出土乐器的文物等级。对音质确实超群的珍品要采取存与保护措施，把这些体现了中华民族音乐才智的艺术珍宝保护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