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中国民族科学家）探寻中华文明的历史源头，破解中华文化产生的历史原委，成为崛起中的中华民族振兴民族历史文化首先要面对的问题。因为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中国幅员辽阔，朝代变迁更迭频繁，许多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问题，中国国家概念产生的历史原因，都在时间的流逝中变得越来越模糊。甚至一些中华文明中关键的历史文化问题，出现了南辕北辙的错误认识。
中国、中华、中原是我们中华民族所有中国人引以为傲的自称。为何在中国、中华、中原的名称中，首先冠之以“中”的称谓？这是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的，并非完全因为是“天下之中”的国家，它是我们民族历史文化延续传承的结果，具体而详细地彰显了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一脉相承。
年在陕西省出土了一件西周初年的青铜器，其中的铭文：“唯王初迁宅于成周。。。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被中国考古学与考古学研究认为是“中国概念的最早来源”。同样，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之《民劳》篇中出现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中国，以为民逑”“惠此中国，俾民忧泄”“惠此中国，国无有残”也是史学界公认的“中国”名称的最早来源。在笔者的研究中《民劳》为不晚于西周成王五年，为周成王营建成周城，统治安定东方淮夷诸侯百姓所作。因此，可以确定与《民劳》中的“中国”概念的产生为同一时期，即西周周成王初年时期；“中国”概念的产生为同一地方：西周时期的成周城即今天的淮河四方湖古城。
周武王在结束了商王朝商纣王的统治后，定下了“图夷，兹殷”的战略目标，以实现“小邦周”周氏族对殷商氏族与淮夷东夷诸侯的团结与统治。在商纣王统治时期，商王朝统治贵族贵族分崩离析，周武王消灭了商纣王后，对商王朝的王公贵族采取了分封的政策，安抚安定了殷商遗民。其中的商王朝的南方军事重镇“商奄”，不仅是商王朝统治东夷地区的战略重镇，也成为周武王控制统治东夷地区的首先目标。因此，周武王在既克大邑商“商奄”后，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定下了要在“商奄”故地建设西周东都成周城的计划。
“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与“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是中国考古界与笔者对此铭文的两种不同断句，意思大同小异，但话语的侧重点不同。主流观点为了突出“中国”首次出现的历史价值。笔者观点强调周武王之所以决定居住在“中”，是为了国家统治对民众带来的好处，是为了民众的利益。周武王“宅兹中”，可以理解为“中间”，也可以理解为具体的地名——“中”地。这在最新的考古发现中，得到了可靠的印证或佐证。
“商奄”是殷商王朝时期一个仅次于国都殷墟的历史存在。因为统治阶级的贪婪本性，决定了商王室内部为权力和利益斗争的局面不可避免。商朝中期因为商王室复杂的权力斗争，盘庚将商朝国都从商奄迁到了新邑“殷”地建设新国都，从《尚书·盘庚篇》中看到，盘庚迁都与王室内部的政治斗争有一定关系。如盘庚虽然声称“视民利用迁”（为人民的利益而决定迁都），但对那些不听命令的人，他发出了“我乃劓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我要将他们斩尽杀绝，不让孽种留在新邑）的威胁，反映了王室内部争斗的激烈。
既然商王室内部斗争如此复杂，也决定了商朝前国都商奄必然遗留下与盘庚政见不同的众多商王朝贵族，使得商奄成为与商朝后期国都殷都具有同等的商王朝统治中心地位。商王朝之所以被后世称为“殷商”，大约正是因为此深层历史原因。
年在山东沂水县天王城纪王崮商周古墓考古发掘出土了一件商时期的青铜器。羊孟子鼎保存相对较为完整，铭文为：羊孟子乍中，叚厥妇中子；媵宝鼎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孙保用享。青铜器被认为可能源自于商奄。“羊”是商殷时代的子姓爵位，“叚厥妇中子”按“阙后祖”是商成汤，又按“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阙祖”汤于庙也。“叚厥妇中子”是商成汤的后裔叚厥氏妇人第二位儿子。
如果确实来自于被盘庚迁居殷地之前的商奄王室贵族，那么“羊孟子乍中”的历史含义就值得深入研究，成为中华民族破解“最早中国”来源的历史依据。《史记》记载祖乙迁邢，迁庇、南庚“自庇迁于奄”、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南庚迁于奄，使得商奄成为商朝国都，“南庚”的称谓来源必与商奄的地理位置有关而被后世称为“南庚”。与“北蒙”相对，商奄国都位于南方，与北方的盘庚相区别，而称为“南庚”。因此，商奄与南庚可确定为商王朝迁都于南方的国都与国君。
根据笔者对商奄的历史研究结论，商奄正是位于“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成王自奄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商邑翼翼，四方之极”，位于南方淮夷地区的四方湖古城。在出土的西周初年青铜器中记载，周武王在征服商王朝的南都“大邑商”商奄后，立下了在此建设西周东方统治中心东都的誓言“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并由周公周成王所完成建为成周城。由此可见，周武王在消灭了北方的殷都商纣王后，征服南方的“大邑商”商奄商王族残余势力，才真正结束商王朝的统治，并正式开始全新的西周王朝统治。
周武王“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的含义有两个，一是主流观点认为的“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我要住在中国；二是笔者的观点“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我要住在中地，王朝自然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为人民带来便利。两种观点各有千秋，各有侧重点，但笔者的观点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应该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纵观与铭文内容，商奄作为商王朝时期的统治中心，周武王征服下商奄，一个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地理位置优越的地方，是四方诸侯向往的“中心”，商奄人民以“中”作为一种别称、一种敬称，当在情理之“中”。在此情况下，为了避免直接称呼所带来的殷王统治阶级迫害与改朝换代而带来的当地人民误解，以制作于“中”、周武王以宅兹于“中”来代替对商奄之地的称谓，体现了周武王的政治智慧与历史眼光。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历史与文化证明，“中国”“中华”“中原”“中国人”所包含的文化、人文、情感意义，更多于地理含义，是文化高度发展地区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豪与自信，是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得以延绵不断、传承千年的内在源泉。
综上所述，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在历史朝代变迁“中”传承不断，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传承至今的人类文化与文明，与“中”国所承载的中华历史文化有着必然的关系。“四方”之“中”国、四方湖之古城，才是中华历史中创造与传承中华文明的“最早的中国”，四方湖古城地区之民族才是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发展之摇篮。（作者：赵辉中国民族科学家）
参考资料：《考沂水天王城出土羊盂子鼎可能源自商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