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在中国古代经典中的重要地位，陈来先生在《传承与训解——论语引论》中就做了高屋建瓴的阐释。《述而》是《论语》的第7篇，因首章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而得名。本篇主要讲孔子的谦己诲人之辞、容貌行事之实。杨伯峻的《论语译注》与多数版本都将本篇分为38章，朱熹的《论语集注》把第9章“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与第10章“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合为一章，共37章。今从前一种分章方式。
述而篇第七
一、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孔子说：“传述而不创作，相信并喜爱古代文化，我私自和我那老彭相比。”
这一章有三层意思：第一，我传述古代文化而不加以创作；第二，为什么传述而不加以创作呢？因为我相信古代文化、喜爱古代文化，所以只传述不创作；第三，我有同道中人，不只是我一个人相信并喜爱古代文化，还有“老彭”等人。
先看第一个短句，“述而不作”。“述”是传述。我们读《论语》或者其他古书，传有两个音，有的地方读zhuàn，如《左传》、经传，有的地方读chuán，此处传述的传是第二个读音。“作”是创作。
“述而不作”是孔子对古代文化的一种基本态度，对此朱熹的解释是非常重要的。朱熹认为，“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儒家最重要的经典是“六经”，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了“六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孔子之于“六经”不是首创者，而是传述者。当然，孔子的传述是新的意义上的创作。
《汉书·艺文志》记录先秦文献，称“六经”为“六艺”，之后是诸子。诸子和“六艺”之间是什么呢？是《论语》。所以《论语》的地位仅次于“六经”，而高于其他诸子。为什么《汉书·艺文志》把《论语》放在“六经”之后呢？因为孔子的思想是传述“六经”。但是孔子对于“六经”只是“述”吗？当然不是，孔子以他自己的方式进行了悄然的“创作”。孔子在尊重“六经”、传承“六经”的基本精神与价值的前提下对其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朱注对于“述而不作”阐释得非常清楚了。他认为，孔子删定“六经”，“传先王之旧”，其述之功倍于作。柳诒徵曾言：“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孔子把他之前的中华文化的积累传下来了，经过他的阐释和修订，又开启了他之后的中华文化。
孔子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首先在于他传述“六经”之功。南京夫子庙门口有一个牌坊，上有“天下文枢”四个大字。为什么说天下文化的枢纽在孔子这里？密码就在于孔子传述了“六经”。孔子自谦没有“作”，实际上，孔子在阐释、解读“六经”的过程中悄然进行了“作”。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坚信孔子“作”《春秋》。
“六经”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诗》《书》《礼》《乐》，人道；二是《春秋》，治道；三是《周易》，天道。这种完备的人道、治道与天道，基本涵盖了人生的几种向度。只要是人，就要行人道，学习《诗》《书》《礼》《乐》，具备基本的知识与礼乐教养。在此基础上，修己才能安人，要懂得治理之道，懂得社会政治秩序运行的基本规矩，如君君臣臣等，这就是《春秋》赋予的“治道”。但是人生哪能都如意，有时候努力也未必能做到，故人还需要有天命依托。人性与天命的贯通，则是《周易》蕴含的哲学价值。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诗经》中的《郑风》有一首情诗——《子衿》，记述了一位女子追求男子的情感，其中有这样的句子：“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青青子佩，悠悠我思。”“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这些都是女子思慕男子的缠绵情话。后来，王阳明的弟子问老师：“孔子编的《诗》也有这种淫诗吗？”王阳明不好回答，就说孔子当年没编，是后人替换的。估计到了明朝，就连儒生们也不能理解女子对男子思慕情感的流露了。但是孔子曾说“郑声淫”，没有说“郑风淫”。风是诗，声是乐，不是一回事。朱熹的《诗集传》说，孔子编的是《风》，后来有人配乐配偏了。正得其解。所以我们说，孔子定《礼》《乐》与删《诗》《书》同等重要，《诗》删完了，《乐》定不好，也无法实现诗教的功能。所以，删《诗》《书》就要定《礼》《乐》。
定《礼》《乐》之后是赞《周易》。在治理社会与国家的过程中，总有失意与得意的时候，当实在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时，只能顺应天命。《论语·尧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知天命，达天道，就要从《周易》中寻找答案。孔子晚年把《周易》纳入他的经典体系，认为人性和天道的贯通、教养和精神的寄托均在《周易》。
赞《周易》之后是修《春秋》。所谓修《春秋》，就是对《春秋》做了改动，“笔则笔，削则削”。什么是“笔则笔，削则削”？竹木简的文字是用毛笔写上去的，要改动就需要用刀削了重新写。孔子对《春秋》进行了改动，所以叫修《春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时代，礼崩乐坏，纲常失序，霸政之后，文风骤变，由赋诗风雅转为粗鄙不堪。孔子修《春秋》，是为重建社会秩序制定大法。
如《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载“天王狩于河阳”，《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天王”就是周天子。晋国霸业正胜，召见周天子。下级召见上级，周天子居然去了。史书如果照实记载，那就违背了周礼。于是，孔子改为“天王狩于河阳”，天王在河阳狩猎，顺便召见了一下晋君。这就是“春秋笔法”——“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其中彰显的就是秩序原则。人如果没有敬畏之心，就会变得肆无忌惮。
《春秋》是一部社会秩序的大法。近代辜鸿铭有一本书叫《春秋大义》，又名《中国人的精神》。为什么“春秋大义”是“中国人的精神”？因为《春秋》带有根本大法的性质，是治理国家与个人行为的最高准则。
为什么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理解我的人是因为我修了《春秋》，不理解我的人也是因为我修了《春秋》。为什么？原因是制定根本大法是天子的职责，圣人有其德，无其位，但是天子没有去做这件事，圣人把它承担起来了。故孔子既想做，又很忐忑，所以说知我罪我皆为《春秋》。因此只有懂《春秋》，才能知道如何维护社会秩序。汉代春秋决狱，就是以《春秋》作为国家法律的标准的。
一言以蔽之，孔子是在传承古代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了维护社会秩序与伦理，贯通人道、治道与天道的“六经”体系。明明是“作”了，孔子为什么说“述而不作”？这是因为他“信而好古”。现在来看“信而好古”。
曾经有人错误地认为，孔子“信而好古”，就是倒退，就是想复古。但是如果对“古”一知半解，又觉得今天的“我”厉害，就很难知古鉴今；不知古就不信古，反而会疑古，进而批古，鉴今就变得不可能了。所以，鉴今一定是在知古而信古的基础之上的。古代的人和事已经作古，不可再现，但可以通过文献流传下来，正如《左传》中叔孙豹讲人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我们之所以能了解过去，就是因为有文献留下来。
我们所说的文献之“文”，按照梁任公（梁启超）先生的说法，“所谓‘文’者，非辞章之谓。‘文’之本训，指木之纹理，故凡事物之条理亦皆谓之文。古书‘文’字皆作此解”。所以孔子讲的这个“文”，是纹理之“文”。他相信古代的文，相信“事物之条理”，相信古代的历史文化传统，并对古代先人创作的文献、理念有信心、有敬畏，所以孔子“信而好古，述而不作”。这是他尊重传统、敬畏传统的表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文化自信。
我们从这可以看出，孔子是在相信古代文化传统、坚定文化自信的基础上才说出“述而不作”的话的。同时这一章也显示，传承古代文化、尊重传统，要有同道中人，所以孔子把有志于传承古代文化的同道中人视为挚友。
最后看第三个短句，“窃比于我老彭”。“窃比”是什么意思？我私自相比。朱熹认为是“尊之之辞”。“我老彭”是什么意思？是比较亲近的词汇，相当于咱俩、咱们。从本章中，我们还可以发现圣人特别谦虚。如前面所说，孔子认为“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春秋》，天子之事，本应由天子来作，但圣人把它承担了起来，这正是圣人的伟大。但是即使如此，圣人还是说自己在传述古代的事情，而不是作。
梁任公说，亭林（顾炎武）毕生学问从抄书入手，采山之铜，而非取之旧钱。然后对于古人学问有心得者，写出笔记，即《日知录》。《日知录》每篇文章都很短小，但是谁又能说它不是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呢？《日知录》卷19《著书之难》：“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所以现在有时候我们整理古籍为什么要慎重？因为有时急于求成，整理得越多错误越多，还不如不整理。
解读本篇首章我们用的篇幅多一些，因为首章意义太大了。孔子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就在于他在“信而好古”的基础上“述而不作”。孔子又有同道中人，我们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孔圣人的同道之人。
二、
子曰：“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识”，通“志”，记住的意思。《论衡·超奇》“好学勤力，博闻强识”和《后汉书·祢衡传》“吾虽一览，犹能识之”，其中的“识”都是这一意思。
这句话比较短，但同样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句子，特别是当老师的，印象会更深刻。这句话的意思是，孔子说：“默默地记在心里，努力学习而不厌弃，教导别人而不疲倦，这些事情我能做到哪些呢？”
这一章表达的也是孔子的谦虚之德。“默而识之”，显示了学习态度；“学而不厌”，显示了好学的精神，两者皆为修身之学。“诲人不倦”，彰显了君子的社会责任，为安人之学。孔子修己以安人，修己时，努力进取，对自己严格要求；安人时，无私付出，不知疲倦，这是仁者之精神。汉代董仲舒有一本文集叫《春秋繁露》，写的是他对《春秋》的理解，是传承孔子的春秋学的。里面有一篇文章叫《仁义法》，文中说：“《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春秋》讲什么？讲人和我，就是他人和自己。“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董仲舒认为对自己是义，对他人是仁。他还说：“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仁者到底爱谁？《孟子》说“仁者爱人”，《论语》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人”，是他人的意思，所以“仁者爱人”，实际上就是爱他人。很多人理解为爱自己，先爱自己再爱他人，这是不对的。董仲舒理解得非常到位，“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对自己要严格，对他人要宽厚，也就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这是孔子仁义精神的真谛。
此章先讲学而后教，对于今天的教育管理者和教育工作者，甚至政治管理者、为政者来说，个人认为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你要教书，先要自己会；你要管理他人，先要自己懂，这就是“默而识之，学而不厌”。先要修身，然后“诲人不倦”。
我们还要记住孔子的最后一句话，“何有于我哉？”我做到了哪些呢？孔子已经做得很好了，还反问自己做到了哪些，这种谦虚的态度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三、
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孔子说：“品德不培养，学问不讲习，听到义在那里却不能亲身赴之，有缺点不能改正，这些都是我的忧虑啊！”
第3章也是孔子的自谦之辞。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曰：“夫子常以此四者为忧也。”孔子常忧虑的四者：德、学、义、善。朱熹《论语集注》引尹氏（程颐弟子尹焞）曰：“德必修而后成，学必讲而后明，见善能徙，改过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圣人犹忧，况学者乎？”圣人都担心做不到，何况其他人？
除了以上理解，我们还可以再延伸一点。南朝梁皇侃的《论语义疏》云：“言孔子恒忧世人不为上四事也。”意思是孔子经常担心当时的人没有做到这四点。我认为此解可通。春秋后期，礼崩乐坏，贵族普遍不修德、不习礼、不知义、不为善。
“德之不修”“学之不讲”与“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之间有因果关系。如果德修了，学讲了，义就能行，不善就改了。所以，这四个短句可以分为两个层次，有先后顺序。修身的不足，导致义与善等社会伦理和正义面临崩解。
为什么叫“学之不讲”，不叫“学之不习”呢？现在一般把学术机构、组织称为学院、研究院、研究中心，以前很多叫讲习所、传习所。《论语·学而》篇言“传不习乎”，有“传”才有“习”，有“教”才有“学”。“讲习”呢？《说文解字》把“讲”训为“和解”，引申为研习。“习”是什么？“学而时习之”，“习”是不断地实践。“讲”有研习的意思，有和解的意思，有理清琢磨的意思。老师教了以后不是死记硬背，而要琢磨为什么这样做，所以“讲”的意思更丰富。
四、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这一章讲的是孔子燕居之时的体貌。通行的解释是，夫子在家闲居时，“体貌和舒”，或者“心和而貌舒”。我觉得这个理解不透彻，说“体貌和舒”，是什么体貌却没有讲出来。“燕”解释为“闲”，就是闲暇之时在家里。“居”怎么解？“居”是坐。“燕居”就是在家闲坐。什么叫“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申申”是体貌安适，姿势不僵硬，非常舒缓。“夭夭”讲心情很舒畅。
孔子时代，没有凳子，怎么坐呢？就是坐在小腿上。朱熹的《论语集注》说：“燕居”是“闲暇无事之时”。又引杨时的话，“申申”是“其容舒也”，“夭夭”是“其色愉也”。又引程颐说：“此弟子善形容圣人处也，为申申字说不尽，故更著夭夭字。今人燕居之时，不怠惰放肆，必太严厉。严厉时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时亦著此四字不得，惟圣人便自有中和之气。”就是说，今人在家里闲坐的时候，不是放肆，就是太过于严厉，很难达到中和的状态。
程颐是以中庸来解“燕居”的，所以他说圣人有“中和之气”。但是我们读黄式三的《论语后案》：“夭夭，屈也”，“合伸屈观之而见其得中也”。后人鲜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