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继郭店简、上博简和清华简之后，安大简的出土是先秦珍稀文献的又一次重大发现。每次古简的出土都会震动学术界，带来极大的学术研究价值，安大简也不例外。
安大简经碳14检测认定，年代大约在公元前年至公元前年之间，属战国中早期，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记载的内容系统清楚。其中楚史部分研究价值极大，可以弥补很大空缺；其次就是《诗经》部分，与毛诗所载的《诗经》差异较多，那么该如何看待这种差异？
一、安大简对左右教之的解释问题
安大简所发现的《诗经》与毛诗异文极多，这是研究古文献的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古文研究，文献是第一手的，如果文献有问题，那么研究必然有问题。所以古文研究首先要确保文献的准确，其次做好第一步的解释。这样才能进行接下来的研究，才能谈明文修德之事。
《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概述》，简称quot;安（1）教与芼通假之说
安大简中的《诗经关雎》与传世的毛诗相比有很多不同之处，如家喻户晓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句，安大简中写做要翟淑女，实际是腰嬥，意为身材匀称美好的女子。毛诗中的参差荇菜，左右芼之一句，安大简中却为参差荇菜，左右教之。
安大简的注释这样写：上古音中教属见纽宵部，芼属明纽宵部，二字韵部相同，声纽有关，当为通假关系。
安大简认为两字在上古时期的读音有关联，因此可以认为是通假。但这一结论是难以立足的，证据过于简单，缺乏严谨性。
流传的毛诗《关雎》（2）通假的判定问题
有人说，通假就是古代的错别字，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看法过于简单。通假是因为存在异字，即同一个意思的字有不同的写法。
这在古代是普遍存在的，因为语言和文字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是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在当今，可以依靠政府有效的管理得到减少，但在古代是很难的。虽然官方会对文字进行统一工作，但终究无法完全普及，加上各地读音差异、文字演变等语言问题，异字现象普遍存在。尤其在战国，各诸侯的文字不同，这种现象在先秦文献中更为突出。
战国时各国文字存在差异要判断两个字是通假关系，往往有三个条件：（1）本义之间有所关联；（2）读音相同或相近，这里的读音是指考证后的古音；（3）存在着其他用例，即有别的文本也这样使用。
（3）安大简教与芼通假之说难成立
安大简中认为二字通假的证据是读音接近。读音相同或接近本就是通假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此，不能仅靠读音判定通假关系。加之，即便按照安大简所说的，两字的语音差别仍是很大，并不是接近。
而且安大简判定两字读音相关所依赖的音韵学结论，是在特在范围内有效的，不可简单类推。这是音韵学的问题，解释较为复杂，在此不论述了，结论是从语音看，通假较为牵强。
从本义来看，毛诗中有芼，择也的解释，即芼有拔取菜草之义，历代对这句的解释也遵从此义，认为参差荇菜，左右芼之是指采摘荇菜，是运用比喻的手法。教的本义与教化、教育相关。两字的本义并无明显关系。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在先秦的其他文献中，也没有发现有教与芼可以通假的例子。
因此，安大简认为教与芼通假，是存在问题的。
二、左右教之的另一种处理方法
安大简的通假之说，证据不足，难以成立。那么该如何看待安大简中的这句左右教之呢？我倒觉得不妨把安大简的文本当作另一个文本来处理，即不要刻意将安大简的《诗经》与传世的毛诗联系起来，而把它当作一个新文本来解读和研究。
（1）当作不同文本处理的合理性
之所以说把安大简的文本当作不同文本处理，不强行与毛诗相关联的原因在于，安大简是战国早中期的文本，这个时间是现有的《诗经》出土文献中最早的。这就表明安大简的文本与毛诗的可能是不同的版本。
《清华简》我们现在看到和学习的《诗经》都是毛诗，即西汉鲁国毛亨和赵国毛苌所编注的《诗》。与他们同时的还有鲁人申培的鲁诗，齐人辕固的齐诗，燕人韩婴的韩诗，并称为四家诗。
不过后三家是今文学派，在西汉是官学，后亡佚，而毛诗是古文学派，乃私学，后在东汉盛行，于魏晋后成为主流。四家之间都存在异文的现象，但都是儒学思想主导，大同小异，学界认为都是孔子整理后的版本，只是在传习教学之间记载出现了不同。
安大简作为战国早中期的文本，难以判断它是否是经过孔子整理后的文本。所以，它与毛诗的差异可能不只是一个版本在流传中出现的不同文本，也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版本。一个是经过孔子整理，另一个是未经整理的文本。
《毛诗正义》当然，也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同属一个版本的两者差异如此之大，比如传抄者的自行修改、地域文化语言差异的不同、早期文本的不确定等等原因。这些现在都不可考。
总而言之，根据现有的材料很难证明，安大简的《诗经》部分与传世毛诗的关系，但考虑到安大简的时间最早问题，完全可以把它当作早期文本来看，尊重文本本身，不强行解释它和毛诗的异文。
（2）符合后妃之德和乐教思想
把安大简当作独立文本来看的话，就要把左右教之的教解读为它的本义，即教化、教育的意思。
《诗经》作为儒家经典，四家诗以及后世的儒学家们都把《诗经》的解读与儒家思想挂钩。而《关雎》作为诗三百之首，更是如此。在毛诗序中有《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这样的句子来评价《关雎》。后代大儒如朱熹在《诗集传》也基本在毛诗序的范围内解读《关雎》：盖德如雎鸠，挚而有别，则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见其一端矣。历代正统儒家学者都认为《关雎》在讲后妃之德。
朱熹注《诗集传》但在近现代学者眼中，后妃之德之说只是为了彰显《关雎》作为《诗》开篇之首的地位，是为了服务于儒家学说和封建统治而牵强附会，学者大多认为《关雎》只是简单的爱情诗，讲述男子遇到心爱的姑娘求而不得的痛苦，是失恋的情歌。认为这也符合孔子对《关雎》的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衰，虽是谈爱情，但不乏正气。
这是古今学者对《关雎》解读的不同。传世的毛诗确实很难让人看出有后妃之德的意思，也缺乏儒家思想的体现。但如果是左右教之，后妃之德就可以解释。
教的教化之义结合琴瑟有之（安大简中友作有）和钟鼓乐之，可以做这样一种解释：男子遇到了喜爱的姑娘，求而不得，要用音乐来表达感情，也彰显礼仪，让姑娘懂得自己的心意，也明白礼与德的重要。这样的解释符合毛诗序的解读，即《关雎》彰显后妃之德，给天下夫妇一个表率，这样才可以正风气，立礼德。
君子发乎情，止乎礼可以说安大简的《关雎》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后妃之德的主旨和儒家乐教和诗教思想。
（3）不妥当之处的合理解释
左右教之虽然符合后妃之德的主旨，但也存在问题。参差荇菜的几句都是运用比喻的手法，左右流之、左右采之、左右芼之中的流、采、芼都是用来修饰荇菜的，符合比的特点。而左右教之的教的对象不可能是荇菜，它违背了比的使用。因此，左右教之可以说是明显的内容方面的错误。
这个问题是左右教之按字面解释遇到的难题，但是难题也是关键。这么明显的内容问题，却依然保留在文本之中。这不得不引起注意，可以这样大胆猜测，有比让文本内容流畅更重要的事情，为了这个目的，所以才保留了这个明显的错误。这个目的就是上文说到的后妃之德的主旨和礼乐教化的思想。
古代女子三从四德这个缺陷也可以看成是早期文本流传中的问题，未经过文人整理，内容不够严谨也是可以理解的。作为楚地的民俗流传本，可能意在宣传思想，也可能是文人抄录问题等，总之，以目前的文献来看，这一点的不妥当都可以有合理的解释，并不影响把安大简当作另一文本来看。
三、合理猜测和使用安大简
（1）安大简与《诗经》经典化问题
上文说到安大简的《关雎》更容易体现后妃之德的主旨和礼乐教化的思想，也就是说它更符合毛诗序的评价，而毛诗中的《关雎》却不如它明显。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即传世的毛诗是后来儒家的经典，却不及更早的安大简更能体现儒家的思想。可以有这样的猜测，安大简也是孔子整理后的版本，只不过在流传中，又出现变化。这就涉及到《诗经》的经典化问题。
《诗》经过孔子的整理成为儒家的经典，孔子的影响在先秦已然很大，儒学成为显学，《诗》经过口耳相传，在各地广为流传，出现了很多文本。后秦始皇焚书坑儒，导致文献损失惨重。西汉才重新出现四家诗。
晚年的孔子整理经典，四处讲学在这样一段的历史长河中，有很多的谜题掩藏在其中。安大简的出现，提供了契机，要依靠文本进行合理猜测和研究。安大简受到了多少孔子思想的影响，保留了多少民歌本的样貌等，这些问题都是安大简带来的，不应当忽视。
（2）合理使用安大简，不可随意处理
开头说到出版的安大简中，认为教与芼是通假关系。这一观点缺乏证据，不够严谨。这是明显的错误使用安大简。这样会给后续的研究带来极大的问题，别的学者可能基于安大简的注释进行新的研究，那样会错上加错，导致看似科学的观点实则是错的离谱。
因此，一开始就要抱着严谨的态度进行学术研究，要步步为营，仔细科学，才能打好研究的基础，扣好第一颗扣子，才能穿好衣服。
安大简中有多少类似的问题，不得而知，所以在使用时应该慎之又慎，否则良好的机会就错失了，甚至会导致错误。要在尊重文本的基础上，不强行联系，不乱用通假。
结束语：研究古文献，出土文物是基础。无论什么样的解读都应该依古本进行，而不能忽略文本进行阐释，迎合已有的观点。安大简的出土是了解埋藏在历史长河中真相的一扇门，现在应该做的是用多个钥匙来尝试打开这扇门，而不是害怕尝试，固步自封，仅用已有的钥匙来试一下。
安大简的出土带来了机遇，但能否把握，要看学界如何运用文本。与传世文本的差异，应该得到重视，做出合理的解释和判断，这样才能探寻真相，才能做好学术。